劉迪：人大可再增加些弱勢群體比例

　　據媒體近日報道，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來自一線的工人、農民工的代表比例增加13.42%，人數共計401名。這無疑是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一種體現，同時也有歐洲“協和式民主”的一些色彩。“協和式民主”是荷蘭政治學家阿倫德·利普哈特所定義的一種民主模式。其主旨在於增大弱勢群體對國家決策擁有的發言權，從而更好地制約各類特殊的利益團體。

　　當下中國，如何處理好利益集團問題，關系到中國改革成敗。從政治學角度看，任何關心政治的集團，均被泛稱“利益集團”。其最大特征是以職業或生活關系組織起來，為自身利益對國會、政府施壓。美國多元主義政治觀認為，民主社會需要許多民意團體彼此利益碰撞，民主決策應在這種碰撞中最后產生。但歐洲統治精英認為，政策應出自國家各精英部門，不應由利益集團干涉、制定。

　　今天中國是否應該允許利益集團存在，並影響政府決策呢？批判多元主義的觀點認為，在一個社會中，精英懂得組織利益團體，通過影響決策、立法，謀求本集團利益最大化。而社會弱者及底層人員，缺乏法律知識、組織能力，不擅長組織利益團體，無法保衛自己合法權益。結果，社會底層的人們往往通過暴力來宣泄、表達不滿。在貧富差距很大的國家，這種現象尤為嚴重。

　　中國目前存在的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深刻對立，嚴重影響社會和諧。因此，整合社會分裂、對立，乃是中國政治當務之急。筆者認為，歐洲許多國家戰后長期實施的新社團主義以及“協和式民主”，可以供我們參考。在新社團主義的設計中，國家不是單方面統治社會，而是與社會團體協調，設計執行社會經濟政策。例如荷蘭以收入政策為中心，形成政府、勞動者、經營者協調體制。這種社會治理形式普遍存在於北歐中歐各國。這種體制既可以保証國內各階層的平等，也可以維持國家的競爭力。英美傳統民主制度，是簡單多數決定型，與其相對，歐洲許多小國的“協和式民主”更注重弱勢群體對公共政策的發言權。以奧地利為例，法律規定各利益集團必須加入工會、農業行會等行業機構。而這些行業機構對經濟決策擁有極大的發言權，政府在平衡各個利益集團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如今，我們承認農民、農民工、消費者團體、環境保護團體等群體的主體地位，並在有政治框架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大量增加農民代表、工人代表、消費者團體代表、環保組織代表。這樣組成一個代表當代乃至未來社會發展方向的新頂層結構，那麼特殊利益集團將會得到有效制約。當然，參加頂層結構中的各組織代表，在其內部應民主產生。在全國人大及各級人大，應該賦予各類組織代表一定比例席位。通過這樣一個頂層協商方式，把中央與地方末端聯系起來，把中央政府與各種組織聯系起來。如此我們可以保証下意上達和上意下達，並引導、協調各種利益集團的利益。如此，目前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團導致的尖銳對立、沖突就可以得到緩解，中國可以順利渡過轉型時期。(作者是旅日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