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擔心朝鮮對華“核傷害”邏輯很荒誕

朝鮮第三次核試驗不但震驚中國，並使中國下不了台，而且也再次將中國對朝戰略的尷尬暴露無遺。

朝鮮在中國大年初三核爆，顯然沒有把中國放在眼裡。同時，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即將在三月的全國“兩會”后全面執掌國家大權﹔朝鮮若尊重中國，原本可有充分的時間先與中國新領導人見面，然后在決定是否核爆。但中國新年的一聲核爆聲，顯示朝鮮顯然沒有意願與中國新領導人見面溝通，甚至還把今年還在計劃中的核爆計劃也告訴中國，對中國更似具有侮辱之意。

朝鮮此次核爆后，不但國際媒體、中國民間和公共知識分子再次質疑中國對朝戰略，而且即便在中國官媒內部，也出現了以新華社和《環球時報》為代表的兩種不同聲音。凡此種種，都顯示不但國際社會，而且就連中國民間、學界和官媒在中國對朝戰略上的不耐煩態度，也已發生了從量變到質變的明顯變化。

雖然中國官方學者一再聲稱中國對朝核政策沒有失敗，中國對朝戰略基本成功，但民間早已發出質疑：如果中國過去若干年對朝施加足夠壓力，朝鮮是否可能在核問題上走得如此之遠？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國長期支持、同情朝鮮，對中國的戰略利益到底有哪些實在的好處？中國對朝鮮的同情和支持到底是為了什麼？

長期來，中國對朝戰略的背后一直有意識形態和戰略利益兩層考量：就意識形態而言，除了早年“用鮮血凝成的友誼”之外，中朝在冷戰結束后的意識形態同質性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戰略利益而言，除了早年的“朝鮮是中國天然的戰略屏障”等考量外，當中國日益崛起為全球大國並與美國的潛在沖突日益加劇時，朝鮮顯然或多或少成為中國與美國抗衡的一個籌碼。

這兩點聽上去似乎有理，實質上卻似是而非。撇開冷戰時期朝鮮長期游走於中蘇兩個互相為敵的社會主義大國之間的歷史，即便就“后冷戰時代”而言，朝鮮與中國在意識形態上實際上大相徑庭，“主體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相差甚遠，而且朝鮮始終拒絕中國的改革開放道路.

在戰略利益上，中國利用朝鮮這一“籌碼”從美國那裡獲得的東西，與朝鮮給中國帶來的實際損害相比，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至於有些論者所稱，由於朝鮮已是擁核國家，中國更要謹慎，則無疑顛倒了事物的邏輯關系：如果中國十多年前就對朝鮮採取更為明確、強硬的態度，朝核態勢可能不致於此。

上世紀“文革”之后，中國曾有過兩次與傳統盟友翻臉的經歷，一是與阿爾巴尼亞的絕交，二是與越南關系的破裂。中國當年的這兩次決定，均基於中國當時的實際處境和戰略需求，那就是中國當時需要與傳統的意識形態有所決裂，並逐漸開啟改革開放的進程。

那麼，今天和未來中國的實際處境和戰略利益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表面上看似乎與朝鮮問題無關，但實際上中國在對朝戰略上的考量，卻無時無刻不牽連著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本身，也是今天和未來中國戰略的根本問題，不但涉及到外交，也涉及到內政。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與國際社會發生如此多的沖突，其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國的崛起進程沖擊了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心理秩序﹔二是中國在意識形態與行為規范上均與國際社會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上面的第一個原因，屬於中國崛起帶來的客觀變化，中國無須為此攬上責任，中國要做的僅是將這些沖擊盡可能減少到最大限度﹔但第二個原因，則屬於中國主觀研判和選擇范疇，既涉及到中國的文化心態，也涉及到中國的戰略研判，更涉及到中國對價值觀的選擇。

作為一個曾受西方奴役的文明大國，中國至今雖曰崛起，但仍殘留著深深的歷史悲情，這在文化心態上影響著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有意問鼎世界地位的大國，中國對於如何處理與現有全球和地區大國之前的關系，尤其是如何處理其間的沖突，中國至少在現階段還存在著明顯的戰略茫然﹔同時，作為一個轉型中的國家，中國在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裡的體制和觀念也在迅速轉型之中。

這些年，中國國內改革的一個關鍵瓶頸在於，政治體制改革明顯滯后於經濟體制改革，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政治觀念的更新明顯滯后於市場經濟的發展，以致於今天面對市場經濟出現的問題，往往一籌莫展並延伸出在改革舉措上的遲緩。

上述的戰略茫然和政治觀念滯后，一定程度成對朝戰略的背景。更值得觀察的是，中國對朝戰略的困境與前幾年中國國內其他領域裡的明顯左轉，存在著某種內在聯系，其最后的結果是：中朝在意識形態裡的紐帶成為一個空泛的概念，而朝鮮對中國國家利益的損害則是實實在在的事實。

事到如今，撇開前些年意識形態的色彩，朝鮮在中國的戰略天平上也成了“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其主要原因是：朝鮮已經成了一個實際擁核國，中國面對這樣一個國家，從早年的同情、袒護到了今天的部分畏懼，擔心對朝過於強硬會引起朝鮮對中國的核傷害，其間的邏輯是荒誕的，也是可悲的。

在這麼一個尷尬的境地裡，就朝鮮論朝鮮顯然已經無法走出思維窠臼，而必須跳出朝鮮，從中國整體的全球戰略格局角度來思考問題。筆者在多個場合都指出，今天的中國必須十分嚴肅地正視朋友減少的問題。當然，一個崛起的大國朋友減少有時是國際政治發展的必然邏輯，中國不用將責任攬上身﹔但其間若由於中國的主觀原因而導致朋友減少，中國就必須深刻反省了。

今天的中國，有的只是與各國的緊密經貿往來，以及一些缺乏實質性內涵的“戰略合作或伙伴關系”。由於對兩者都缺乏清晰的定義和把握，最后兩者都無法對改善今天中國的戰略處境起到實質性作用。

關於中國朋友日益減少的問題，以及中國如何建構一個完善的全球性伙伴和盟友關系，筆者將有另文闡述。但筆者在這裡僅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中國擁有一個廣泛而完善的全球伙伴聯盟，屆時朝鮮在中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就將大大下降。

因此，當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即將全面掌權之際，中國實際上到了思考全方位調整對朝戰略的時候了。但全方位調整對朝戰略的關鍵，則在於國內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轉型，以及在全球伙伴聯盟問題上的拓展。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兩個問題，中國在對朝戰略上的尷尬仍將延續。

（注：本文轉載自“邱震海--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