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鈞：以“共管”破解城管困境

　　城管問題的特殊性在於其“評委”具雙重屬性，公眾既可能是被執法對象，同時又是服務對象

　　盡管湖北英山城管隊長因阻止違建遭襲身亡讓人同情，盡管合肥城管集體湊錢買下攤販余貨柔性執法獲得贊揚，然而，一則“90后”女商販遭廣州城管掐脖子引發的公眾憤慨，就把這些同情和贊揚淹沒了。近期，發生在城管領域的這些事件，再次凸顯了城管問題的復雜性，也引出一個問題：城管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好，不僅會觸動社會痛點，也常令自身受傷。

　　坦率說，公眾視野裡的城管形象，一向不佳。據中國社科院藍皮書《形象危機應對研究報告（2012）》總結，城管形象具有暴力執法、執法失當、行政不作為、內部管理失當、違法違紀等5大類高危風險。近年來，隨著各地管理者的高度重視，城管已經在文明執法、柔性執法上有了很大進步，但仍然難以避免三大“效應”：窗口效應——城管隊員的不當言行可能隨時被現場直播﹔放大效應——個別問題被夸大為整體常態行為﹔變異效應——便民服務往往被視為“別有用心”。

　　為什麼群眾在投訴抱怨社會環境秩序屢遭破壞、盼望根治的同時，又對城管執法心存芥蒂、不滿抵觸？城管的“形象危機”背后，固然有其自身管理建設的種種問題，但仔細推究，維護環境秩序與執法方式之間存在兩難，是深層原因。一方面，城市管理綜合執法的性質決定了城管工作的特性，依法行政要求嚴格按照法律程序開展工作﹔另一方面，城管執法資源普遍不足，社會管理的基礎工作亟待強化，導致城管的執法尷尬。

　　城管形象的變異、甚至被“妖魔化”，也折射出一定的社會情緒。信任危機之下，群眾擔心城管不當執法個案可能導致“下一個就是我”的誤傷，容易調動抵觸情緒。

　　城管問題的特殊性還在於其“評委”具有雙重屬性。公眾既可能是破壞環境秩序后的被執法對象，同時又是城管工作的服務對象。享受環境秩序服務的群眾支持城管，被城管執法的群眾和同情被執法者的群眾，則往往指責城管。這種兩面性導致了城管形象評議時的不確定，甚至混亂。

　　因此，城管隊伍要想走出“形象困境”，恐怕得從城管模式入手，實現善治。在內部，嚴格管理隊伍，從執法規范到人員言行舉止，都要嚴加約束和勤於培訓。在外部，要防范風險，增強對風險的預判和主動預防。在此基礎上，疏堵結合，探索既維護城市環境秩序，又方便群眾生活的城市管理模式。城管可協助屬地政府和相關部門，著眼群眾日常生活，推出便民、利民措施，積極疏導化解可能導致執法沖突的問題。同時，積極引導街面謀生人員遵章守序、合法經營，從源頭上減少違法行為的發生，以嚴格規范的文明執法，最大程度避免“暴力執法”。

　　面對城市問題，“共管”是良策。一方面，城市管理要激發各管理主體的積極性和高效率，協調多個執法部門聯合解決問題﹔另一方面，走好群眾路線，既要暢通多元訴求渠道，及時了解並切實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從根本上提高城管的形象得分﹔還要爭取群眾的理解與支持，群防群治，培育自覺維護環境秩序、主動參與城市管理的群眾基礎。

　　（作者唐鈞為中國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