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禁煙並非“罰款越高效果越好”

《深圳經濟特區控制吸煙條例》修訂稿中，對於未履行控煙職責的行為，擬大幅提高罰款額度，且新增不少罰款項目。條例修訂稿規定，禁煙區吸煙罰款擬從20元增加到500元。禁止、限制場所經營管理者未履行控煙職責且逾期不改，罰款由500至3000元提高到3萬元。條例修訂草案還新增不少罰款項目，罰款金額均為3萬元或2萬元。（4月8日《南方都市報》）

現行《條例》規定的禁煙區吸煙罰款20元，的確低於天津和上海50—200元、哈爾濱200元。這樣看起來，經濟發展水平不弱於上海的深圳，對“頂風作案”的煙民似乎罰得太少了，起不到震懾作用。所以，就應該提高禁煙罰款標准，好讓煙民“肉痛”——控煙禁煙部門的邏輯顯然就是，禁煙罰款應該越高越好，因此要把深圳針對煙民、禁止和限制吸煙場所經營管理者的罰款標准，統統抬高到津滬哈穗之上。

這個邏輯是大錯特錯的。如果禁煙控煙落實到位，普通煙民處處受限，那麼20元/次的罰款標准也足以讓其收斂。對於那些收入較高或能找到地方“報銷”禁煙罰款的人而言，因吸煙被罰款，還可能被媒體、網絡曝光，也是丟面子的事情。

實際上，不光是深圳，現有罰款標准更高的哈爾濱、廣州、上海等城市，禁煙控煙工作做得並不好，除了機場、車站等公共交通場所，辦公場所、經營場所禁煙控煙仍形同虛設。這源於相關監督執法“隻打雷不下雨”，讓煙民的違規、違法得不到過問。這很能說明，罰款標准高低，並不能直接決定禁煙控煙工作的成效。

當然，《條例》修訂稿不僅大幅調高了罰款標准，還理順了禁煙控煙制度。修訂稿起草者或許會辯解稱，“雙管齊下”，讓禁煙控煙監督執法得以落實，更高的罰款標准的震懾作用也能體現出來。“罰款標准越高，則執行越好”的邏輯從來就是不存在的，罰款超出了某個合理的臨界值，受罰對象就很可能抗拒處罰。廣州市稍稍嚴格執行對在禁煙區吸煙煙民罰款50元的規定時，就有不少受罰者奪路狂逃，難道修訂稿起草者有意在深圳重現這一幕？

自然，政府多部門聯合行動，投入大量的執法人員圍堵，還是可以讓煙民無路可逃、就范認罰的——問題是，這種運動式執法絕難常態化，禁煙控煙監督也很可能因此又回到20元/次罰款標准也無人落實的尷尬狀態，到時候怎麼辦？是檢討錯誤，還是把罰款標准再漲到一個離譜的高點？（鄭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