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慶貴：突圍“中國式過馬路”困局需改變治理思維

在路口湊夠一撥人就走，與紅綠燈無關。這種行人無視交通法規過路口的現象被稱為“中國式過馬路”。即日起，交管部門將依法嚴管此類違法行為，“帶頭”闖燈的行人將面臨罰款，對於態度蠻橫、拒不服從糾正，有妨礙民警執行公務甚至是襲警行為的人員，公安機關將依法嚴肅處理。（4月9日《新京報》）

無獨有偶，8日開始，南京交管部門對“中國式過馬路”動真格，闖紅燈橫穿馬路要罰20元。（4月9日《現代快報》）

“中國式過馬路”要不要治、有沒有法子治不是問題，陷入屢治不愈甚或愈治愈烈的尷尬困局才是問題。談及“中國式過馬路”話題，恐怕“一千零一夜”也說不完﹔然而說來說去還是誰也說服不了誰，“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認為，突圍“中國式過馬路”困局，不妨化復雜為簡單，回歸常理和問題本初。就治理主體而言，至少要改變三項思維定勢。

首先，運動式思維。平心而論，各地交管機關這些年沒少對“中國式過馬路”“集中整治”，然而效果大同小異：有苦勞但功勞不敢恭維。因為整治過后人們見到的是，一切外甥打燈籠——照舊（舅）。盡管問題成因復雜，但說到底，在於治理機關按照“祖宗之法”、基於一元運動思維“集中整治”，進而導致“闖紅燈”事后反復變本加厲成為“老大難”問題。

再者，迷信勸導思維。為整治“中國式過馬路”，不少地方想出執法之外的“法外之法”。比如目前交管部門為勸阻行人闖紅燈，安排交通文明倡導志願者，安裝信號燈語音提示器等等。應當承認，新法產生過一定作用。但須知，提示畢竟不是執法，志願者畢竟不是執法者。我在路口就沒少見到行人不理會提示勸導我行我素的。少數地方迷信“法外之法”，歸根到底是基於執法畏難心理。有交警就坦言，處罰起不到震懾作用，且容易引發矛盾。可以說，正是日積月累的畏難情緒，導致了“放縱—畏難—再放縱—更畏難”的惡性循環。

還有，法不責眾思維。毋庸諱言，時下不少地區“中國式過馬路”亂象已然發展到法不責眾階段。有兩個問題須要厘清：第一，法不責眾是不是不執法或報廢法的天然理由？當然不是﹔第二，法不責眾到底是誰造成的？當然不是后者。試問，當第一個違規者就被嚴格執罰，繼而“凡違就罰”，會有法不責眾嗎？我同意一位全國政協委員的觀點，“執法者應該有個長期嚴管的態度，讓絕大多數人感受到法律所設的紅線不能碰，才能逐漸養成習慣”。執法部門不能一味地將責任推給百姓，而要將法律真正落到實處。事實上，國家層面的道交法以及各地的實施辦法，對行人違法都有明確規定，就執法層面而言，法不責眾說明執法機關落實法條有問題。我請問，設若平時執法以“抽查”示眾，問題嚴重又以“運動式”應急，又焉能不使行人形成僥幸想法？久之，如是想法一旦成為慣性，又豈能形成路人良好的交通意識？

讓我謹慎樂觀的是，北京相關人士坦言，此次重提對行人違法嚴管，不會是“運動式”執法，“交通秩序整治要形成常態化，效果出來以后力度不減，才能保証交通陋習逐漸改善”。當然，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如是信誓旦旦，之前相關管理者也沒少說過。總之，突圍“中國式過馬路”困局，改變治理思維定勢才是治本。不信，我們每天上班在路口上都能得到驗証。（陳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