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買斷”索賠權無法律依據

借助公權力的強勢，試圖以金錢來“封口”，隻能說是自知理虧。更關鍵的問題是，法律並不認可這種“自願”——被強迫的“自願”應歸依無效。

3月19日，湖北省通山縣42歲婦女沈紅霞在當地結扎手術后死亡。據死者丈夫透露，事后家屬獲得“補償”100萬，分兩次給付，條件是“自願放棄責任追究”。對此，當地縣委宣傳部新聞科負責人表示，確定這筆錢不是從政府部門的財政撥款中出，協議也非政府簽訂。

不管這筆錢是從哪兒撥付，都顯得不那麼名正言順。所謂的“自願放棄追責”，也因游離於法治軌道之外，而很難對被害人家屬產生實質的約束力。且不說責任追究存在很多層次，比如行政追責、紀律追責、刑事追責等，都在公權力的職能范圍之內，受害方根本無權放棄。就算是受害方可以放棄的民事追責，如若存在受害人被威脅、被強迫或存在其他可能影響其真實意思表示的情況，也應認定為無效。

更讓人無語的是，協議書由受害人家屬與當地計生服務站簽訂，卻要求“協議簽字后，甲方(受害人家屬)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乙方(計生服務站)及其他單位提出任何要求……”這其他單位究竟是指哪些單位？作為責任主體的計生服務站為何要如此大公無私地替這些單位著想，還寧願花巨資堵住受害人家屬向“其他單位”的維權之路？

手術責任的認定也存在“自願”之爭。通山縣委干部阮仕林就堅稱“手術是在家屬自願的情況下進行的”，而受害人的丈夫卻辯稱“他們先是恐嚇我妻子……然后他們又說如果做結扎，可以給我們一些好處”。基於這些事實，基於受害人從未有過結扎的意願，反倒是多次強調自己不適合手術，我們很難將“簽訂了手術同意書”視之為“自願”，或許稱之為“被自願”更為貼切。

如果當地政府與事件的發生無關，為何相關部門負責人要在補償協議上簽名？為何官方還在信息披露中為事故單位大力背書？而如果當地政府與事件發生有關，為何不展開自查來保障被害人家屬的維權？須知，借助公權力的強勢，試圖以金錢來“封口”，隻能說是自知理虧。

類似的“被自願”屢有發生。不久前，河南登封市君召鄉還被爆出鄉政府花錢“買斷”十幾名塵肺病人索賠權的事。表面上看，好像是這些塵肺病人“自願”放棄了索賠。但這種屈服於各種軟性或硬性強迫之下的“自願”能夠維持多久，實在難以保証。更關鍵的問題是，法律並不認可這種“自願”——被強迫的“自願”應歸依無效。（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