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處罰闖紅燈”遇阻力是慣出來的毛病

看得出來，中國這一次真的要向“中國式過馬路”這種違法陋習開刀了。多地都嚴查行人闖紅燈，動用了各種手段，協管員勸導，媒體曝光，交警罰款。尤其是罰款這一招，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北京處理一起闖紅燈就需要半個小時，交警甚至被打。媒體報道了不少闖紅燈的行人阻撓交警執法的案例，比如南京一位大媽亂穿馬路，交警說：“旁邊就是路口，多繞幾百米不就到了嗎？”大媽反擊：“人生能有多少個幾百米，每天都繞幾百米，那人生很大一部分就荒廢了！”

這樣的狡辯讓人啼笑皆非，很多國人都把哲學用在這種狡辯上，將思辨變成一種油滑，而在公共問題上缺乏真正的思辨意識。這些人平常也會談“法律信仰”，可僅僅隻在自己處於弱勢位置、尋求法律救助、法律對自己有利時，才想到“法治”﹔一旦處於某種強勢位置、法律對自己不利、能從違法中獲益時，眼中就沒有法律，而成為阻礙“法治”的釘子戶了。天天喊著法律，不過是指望別人守法，而自己是例外者，凌駕於法律之上，享受別人守法帶來的便利。我們生活中這種“偽法治主義”者大行其道。

“中國式過馬路”應該是一個讓中國人感到臉紅的詞條，就像“中國特色”有時讓人感到尷尬一樣，這不是對“特立獨行”的描述，而是一種反文明、反法律、反秩序、缺乏公德的野蠻狀態，對應的是沒有規則意識：人家過馬路都循規蹈矩，而中國人卻不守規矩——就像世界很多旅游景點專門以中文提醒游客要守規矩一樣，“中國式過馬路”中的批評是顯而易見的。當然，隻要批判不指向個人，不觸及個人利益，“中國式過馬路”這種僅讓集體難堪的污名標簽，很難觸動國人反思。前幾天，我在課堂上進行過一次統計，問學生“誰從未闖過紅燈”，隻有一個女生弱弱地舉起了手。

此次交通管理部門嚴查嚴罰“中國式過馬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與一些外國朋友聊到這個話題時，他們對此感到非常困惑，闖紅燈的行人有什麼理由阻止交警的執法呢？“不闖紅燈”的要求是天經地義、世界通行的交通規則、法規的明文要求，有什麼理由去抵制和拒絕呢？

這種阻力在法律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剩下的隻能是像南京的那個大媽那樣去詭辯了。阻礙的理由無非有三：其一，闖紅燈的人非常多，很多人已經養成闖紅燈的習慣，處罰應該考慮到這個國情，法不責眾，治理應該循序漸進﹔其二，以前闖紅燈怎麼不罰，現在突然開罰，讓人受不了，不應該“運動式執法”﹔其三，交通規則存在問題，很多路口通行信號燈太短，或者機動車不講規則，如果不闖紅燈就很難過馬路，行人是弱者，不應該處罰行人。其四，闖紅燈只是一種不文明陋習，不應該以罰款方式去治理。

顯然，這四個理由都是胡攪蠻纏，毫無道理。其一，違法的人多，並不就有了正當性﹔其二，以前闖紅燈未被處罰，是法律執行不夠，並非以前就可以闖紅燈﹔其三，不能為“守法”設置條件，即使交通規則有問題，即使行人與機動車在路權分配上有問題，也不能成為可以違規闖紅燈的理由。法律如果有問題，可以通過民主方式和立法程序去矯正，有問題的法律在修改前也應該遵守，這才是真正的法治精神。其四，不要再以輕飄飄的“不文明陋習”去辯護，闖紅燈本身就是“交通違法行為”。

眾多阻撓的理由歸結到一條：這是長期以來交通管理中“彈簧式執法”慣出來的毛病。如果從法律實施開始，就嚴格執法，對過馬路闖紅燈的交通違法行為進行處罰，就沒這麼多理由了。可管理部門執法不嚴，先沒把行人闖紅燈當回事，行人當然也就有法不依，甚至誤以為“紅燈可以闖的，不闖才是傻瓜”。執法者的嬌慣和縱容，最終使得行人不把紅燈放在眼裡，竭力阻礙“嚴查闖紅燈”。

此前，管理部門已進行過多輪闖紅燈治理，可在這種慣出來的巨大阻力下都流產了。越是“作罷”，越是繼續嬌慣，越是給闖紅燈者一種錯誤的暗示：隻要民間阻力足夠大，就可以綁架官方，官方對闖紅燈的治理就不得不作罷。

終結這種怪圈，惟有持之以恆的嚴格執法。每一次“一陣風后便作罷”，都會讓下一次的治理更加艱難，阻力更大。“行人闖紅燈”這種最庸常的、處處可見的交通違法行為都治不了，何以能建成什麼法治社會？連嚴查闖紅燈這種小事上都沒有執法的韌性，這種“微利益”的阻力都突破不了，又何以能樹立國人對法律的信仰？闖紅燈問題只是中國很多社會問題的一個縮影，沒有不可以突破的阻力，阻力都是慣出來的。（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