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民間自救才是“理性救援”(圖)

1、救援隻等政府？“等待政府安排”不如互助自救

災難發生后的“黃金72小時”中，政府救援往往無法第一時間到達﹔應急手冊均呼吁互助救助，而非“等待政府救援”

通常情況下，在災難發生之后的“救難黃金72小時”中，災民的存活率極高。每多挖一塊土，多掘一分地，都可以給傷者透氣和生命的機會。在第一天（即24小時內），被救出的人員存活率在90%左右﹔到第三天，存活率僅在20%。往后的生還幾率則為5%左右。

然而，在地震發生后的這段時間，政府及公共組織很難第一時間對受災人群進行營救。第一時間自救、互助以及公眾幫助成為最重要的途徑。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政府網站“應急管理”專輯為例，“你的家庭准備好了嗎？”“鼓勵鄰居相互幫助”均在頁面中處於十分重要的位置。內文明確指出：“當災難來臨之后，能夠第一時間參與當地救援的往往是個人和鄰居。政府網站同樣提供的完善的救助指南以及與應急救助相關的課程。鼓勵鄰居在危機降臨時相互幫助。”

汶川地震中共有87000余人被救出，其中高達70000人均靠自救、互助獲救

2009年3月，中國民政部國家減災中心與聯合國開發署聯合發布的《汶川地震救災救援工作研究報告》中列舉道：在汶川地震的救援中，救援力量總人數達到了170000多人，救出總人數約87000余人。其中軍隊武警救援人數157000人，救出約10000人，災民自救互救人數則高達70000。

此次雅安地震中，地震救援專家解釋稱：“救援隊到現場后，首先是偵查，弄清楚現場所需要的資源，包括物資、人手等，將這些信息通報給后方。接下來，首先是組織當地有生力量，進行自救互救。從救援經驗來看，有45%的被困人員是被鄰居或當地其他民眾救出的。”

汶川地震中青川縣完全淪為廢墟、與外界隔絕，救災中90%的志願者均來自相鄰市縣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青川縣全縣遇難人數達4695人,受傷15390人,失蹤124人。5個鄉鎮被夷為平地，房屋毀損率100％，完全淪為廢墟。全縣近80％的房屋倒塌，20多萬人無家可歸。所有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全部被破壞，與外界聯系的道路全部因山體塌方、泥石流、堰塞湖等而中斷，成為地震中的孤島，與外界隔絕長達25小時。

由於公路交通仍未較好恢復，外地的志願者很難進入青川縣，因而，根據青川縣團委志願者登記名冊，5月20日前進入青川縣的志願者絕大多數為相鄰縣市的志願者，約佔志願者總數的90％。

消防、武警、軍隊調度慢，“等待政府安排”隻會喪失寶貴的救援時間﹔汶川地震本地企業均早於政府與部隊救援抵達重災區

盡管不論是何種災情，專業的救援者消防武警，但他們人數有限，也很難在短時間內趕到。其次，解放軍的調動是按照單位由上級批准的。救災之類的調動核准權在大軍區或者中央軍委一級，另外需要參謀部做出車輛、物資調動和計劃。因而“大家不要自發行動，政府會有安排的”一類的呼吁並不適用於災害初期的救援。

汶川地震發生后，第一支救災部隊——1000余名武警官兵徒步抵達北川縣城，時間為5月13日上午11時，即地震發生近21小時之后。而在5月12日地震發生后，長虹、九洲集團、新希望集團等四川本地企業，均已組織的救援隊伍以及物資，第一時間到達了重災區。其中，由長虹公司副總經理郭德軒帶隊的五百多名長虹志願者和部分綿陽市民志願者5月12日晚8點即分三批25車次進入北川，直到13日下午4點多志願者全部撤離，共救出20余人，並運送出一千余名災民。

2、志願者是去添亂？災區需要“人海戰術”

汶川地震四川政府呼吁志願者參與救援，國內外130萬名志願者投入救災工作﹔災民“盼望山外的人來救”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當晚，第一支志願服務隊就趕到成都市都江堰災區，搭建帳篷協助醫院收治傷員。自5月13日起，相繼有來自國內外近130萬人次的志願者來到地震災區參加抗震救災工作。搶險救災第一階段，志願者主要在災區從事現場搜救、醫療救護、衛生防疫、物資配送等志願服務。在當前受災群眾安置和災區重建階段，志願服務的重點也逐漸轉為在災區群眾集中安置點、救助點、板房區、醫院為災區群眾提供心理疏導和日常陪護等服務。

2013年4月20日雅安地震當晚，汶川的數十輛的哥，車裡裝滿水和方便食品，趕赴蘆山災區。根據記者採訪一當地村民稱：“他們懂得雅安人的心情。當年他們就是這樣盼著山外的人來救。”

汶川地震期間救援人員不足：某中學搜救現場，校長同多名成人因要救援人員先救學生，而失去生命

中國人民大學鄉鎮建設研究中心的馬服鷹曾在汶川地震時，組織河北某村村民，共二十余名志願者在地震發生后第三天進入災區進行援助。他向媒體講述道：在都江堰向峨鄉的一所中學的救援現場，四百多師生隻有二三十個被搶救了出來。當時，鄉裡的十幾名干部也與學生一同埋在廢墟裡，所有能逃生的干部、工作人員全部回去搶救學生。

有一位副校長被壓在廢墟下，救援人員聽見他在呼救，但由於時間緊急，最終決定先去救學生，副校長說：“行，我能頂住，你們先去救孩子。”但后來救完孩子回來，他連同好多人都已經失去生命了。“來的人太少太少了，如果來兩百人，可能事兒一天就干完了。”

2011年日本地震：“如果因為人手不足而讓問題惡化，不如讓志願者大量進入。”

根據媒體報道，2011年日本地震后一度因為志願者大量涌入日本北部災區，“志願者人數超出政府管理、分配能力”而拒絕志願者的招募。與此同時，災區政府工作人員則稱：“清理一棟2層住宅的瓦礫和淤泥，20人要花費近1周時間，這裡需要‘人海戰術’的工作太多了！”志願者仍舊“供不應求”。

面對這樣的情況，市政府最終決定“如果因為人手不足而讓問題惡化，不如讓志願者大量進入。即便出現短暫的無序、混亂，總勝過無人可依靠！”而相鄰的遠野市不但沒有拒絕遠道而來的志願者們，甚至在民間主導下將剩余的勞動力送到周邊地區，發揮了救援中心的作用，將志願者的管理、運營全部交給了民間。

3、志願者不專業？志願者參與在災后各階段均意義重大

部隊的搜救以人口密集、經常有人經過區域為重點﹔專業的民間救援組織則視專業不同有所側重

參加汶川地震救援工作的救援隊成員曾對媒體描述道：“通常說來，中國的部隊在救災中會先快速通過很大的區域，在這個過程中也會有所重點，比如在村庄，人口比較密集的地方，經常有人經過的區域，會做最大投放，他們是以營救為目的。部隊採取的方式是先通過敲擊探尋廢墟下面生還的人，或者有時候根據逃生村民提供的信息，有目標地去挖。接著從一處，以扇形推進，邊推進邊敲擊，尋找掩埋的人。”

相較而言，民間的行動則更為及時。例如會對特殊地形進行搜索，但也會根據地形等實際情況進行取舍，或者設置重點搜救路段。

NGO組織在災難之后通常能夠為被忽視的領域、地區和群體發聲

汶川地震之后，NGO組織的行動被稱為“無聲者的聲音”，無聲者指的是，在受災地區中那些被忽視的領域、地區和群體。例如居住在離物資發放點很遠的居民，往往不知道該如何領取救災物資，甚至不知道信息。以及個案性的工作。

4月20日晚，雅安地震中，@成都義工網老黑就在微博上呼吁：“中裡鎮、上裡鎮、碧峰峽鎮位於雅安-蘆山旁邊，僅僅隔了一座山。上中下三裡交通中斷，通訊中斷。而外界確沒有中裡人民相關報道…現在上裡中裡下裡無人救援，房屋受損嚴重，已有四人死亡，一家人被埋，但沒有一個救援人員,求救！”

在政府實行交通管制之后，大批志願者在災區后方設置服務和醫療攤點﹔通盤分析掌握救災應急物資信息

同樣是汶川地震發生之后，四川綿陽市警察在安置有 20,000 名災民的體育館外豎起了路障，以防止通往體育館的路被志願者的車輛堵塞。但在體育館內的空地上，志願者們設立了一個個服務攤，為災民提供心理咨詢、手機充電等服務。

“中國應急物流協調中心”明確提出在自身物流領域的“專業”身份介入行動。該組織充分分析災后幾天的物質流動情況，從宏觀政策到微觀調研，既參考公共信息，又以各種渠道不斷獲取有針對性的信息，對整個災區的物流情況有通盤掌握。認為最重要的問題在於救災物資如何在現有已損壞的交通設施及發出后有序、有效地進行運送發放。從“選哪條路”、“配什麼車”、“成本核算”、“協調政府”等都是物流企業的立場工作思路。

4、社會救援散漫無序？缺乏政府支持，志願者行動受阻

沒有可信的捐助渠道、沒法找到需要的救助對象、擁有器械無法使用，均因志願者組織難以與政府之間進行協調

在汶川地震其間，《財經》記者從茂縣的一位政府官員處得知，要求所有希望參與茂縣救援行動的民間組織或個人，必須事先聯系四川省抗震救災指揮部、中國紅十字會或四川省慈善總會中的任一部門，通過他們參與救災工作。然而，他本人也並不清楚上述三個部門的聯系方式。

即使非政府組織不以政治訴求為目標、不以經濟利潤為取向，但在沒有可信任的捐款渠道、沒有辦法找到需要的救助對象、擁有器械卻無法投入使用的前提下，為其存在本身帶來的相當大的壓力，這都需要政府和志願者組織之間的協調。

日本地震時期，受災市政府成立“協調中心”將所有志願者統一管理分配，每晚召開例會

以日本地震時的石卷市為例，政府成立“協調中心”把所有進入該地區的個人志願者分為物資分配、運送、清障、煮飯、身心健康維護等共8個團隊。每天晚6點召開例會、各個團隊匯報搜集到的信息和出現的問題，根據這些信息“協調中心”劃分出第二天志願者們的活動區域、人數，分配鏟土機等重型機械。在這種細致的統籌規劃之下1800名志願者每天可清理近80棟據民住宅，可謂高效。

結語：當年汶川地震之后，大量的救援團隊因為塌方被堵，隻有極少的人背著物資步行爬山進入映秀縣。曾有媒體人形容：“災區裡面的人確實非常渴望得到外面的救援，哪怕只是看到你都會高興的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