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人：中國需要普京 “釜底抽薪式”的反腐力度

俄羅斯國家杜馬24日就禁止政府官員擁有境外銀行賬戶及証券等的一攬子法案進行三審亦是最后一次審議，法案獲得高票通過，這被視為俄羅斯向高層腐敗改革的因子。法案說，制定該法案的目的是“保障俄聯邦國家安全，規范院外活動秩序，擴大投資俄經濟資金來源，提高反腐敗有效性”。此舉無疑為將加速推進俄羅斯反腐敗的進程。但與此相對應，國內對於腐敗的改革尚未出台有效的技術或制度措施，中國需要普京 “釜底抽薪式”的反腐力度。

腐敗的根源在於社會轉型時期的監管空白

前蘇聯與中國都是傳統的高度集中計劃體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通過改革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這一點上，中俄二者是相同的。但在經濟改革的初始條件、性質、目標方法和步驟以及改革的績效方面，中俄有著顯著的差異。但在腐敗的問題上，中俄卻有著相同的問題，在處理的機制上，香港《大公報》曾有一個不恰當的比喻，俄羅斯的改革就像做手術，國家隨時准備上手術台，中國改革則像吃補藥保養。俄羅斯的改革建立在蘇聯解體的基礎之上，而且在1992年蘇聯解體之后，這場改革還遠沒有結束。普京在新就任俄羅斯的總統之后，就力主提振俄羅斯的經濟發展，但因受制於國內錯綜復雜的既得利益者的勢力制約，普京的經濟改革措施往往落不到實處。基於這方面的考量，延續的震撼療法就成為普京對這些俄羅斯“公務員”釜底抽薪的無奈之舉。

俄羅斯在國際清廉指數排行榜上經常處於百名之外，不得不與一些以腐敗著稱的非洲小國為伍。當今的腐敗源頭在戈爾巴喬夫時期，而腐敗泛濫高峰期則是葉利欽執政時期的八年。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戈爾巴喬夫所謂的政治改組和外交盲動，打開了混亂失序的閘門。一時間境內外黑社會勢力與蛻化的蘇共官員借機相互勾結，渾水摸魚，將權力轉化為資本，在蘇聯解體的廢墟上發財致富。俄羅斯腐敗之所以成為難以醫治的“癌症”，權力與資本的勾結是造成腐敗的禍根。

而中國的腐敗根源則在於改革開放后，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條件下，過去靠計劃調撥管理的資源絕大部分轉為市場化、貨幣化，而現行的監督體制基本上是沿襲計劃經濟時期的模式，必然會產生種種不適應的狀況，必然會增加權錢交易的機會。此外，在社會轉型期間，新的經濟領域不斷產生，如証券市場、房地產市場等，而原有的監督體制中並沒有這些方面的制度設置，因此形成監督空白，導致這些新興領域成為腐敗的高發區。

腐敗的解決措施在於強化對於權力的約束

中國和俄羅斯是兩個近鄰，在各自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兩國的社會發展曾走過基本相同的道路，也有不同的經歷。從1991年蘇聯解體以后，盡管兩國的意識形態已經迥異，但各自在政治經濟轉軌方面還存在很多相同的內容。正因為此，兩國在轉軌過程中出現的腐敗問題，雖然有其本國特色，但也有許多相同的方面。據總部設在柏林的透明國際對世界上國家清廉指數的排名表明，在過去的十年中，中俄兩國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

對於腐敗，小則引起政府官員與民眾之間的矛盾沖突、經濟衰退，大則危及執政黨執政地位乃至社會穩定。此次普京對於政府官員境外賬戶的管制，無非想創造一個開放的經濟投資環境，在國際社會上打造俄羅斯政府清明的形象。無論基於何種目的，從技術的角度考慮，此政策如能切實的實施到位，將會極大的改善目前公務員貪腐的勢頭。

對於中國政府來講，要抑制腐敗，就必須加強對灰色權力和灰色資本的約束。要防止權力的放縱，更要斬斷資本對權力的腐蝕。作為貪腐的主體，政府官員在利用權力尋租方面可謂是不遺余力，強化對公務的管理，除必要的強化意識的培訓之外，更關鍵的是要創建一個有效的保障機制，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俄羅斯的取消官員的“境外賬戶”只是一個開始，這也給我們一個啟示，隔靴撓痒式的運動式反腐敗，將不會對腐敗有徹底的改善。如斯，制度上的改善和約束就顯得必要。

治天下國家，心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

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提出：“把權威賦予人等於引狼入室，因為欲望具有獸性，縱然最優秀者，一旦大權在握，總傾向於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蝕。故……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個人更可取。”

對於腐敗，作為民眾的一方勢必是深惡痛絕的，無論是政治學家所說的社會穩定還是經濟學家所倡導的效率優先，還或者是思想學家所推崇的道德精神，如放在腐敗的情景模式下，這些無疑都會變得不堪一擊，但這些也正是推動人類千萬年的歷史不斷發展的前提。人類政治社會引以為傲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裡的夢想，因為隻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致害人。才不會有以強凌弱，才會給無助的老人和流離失所的乞丐以溫暖的家。（文/大河人）

（本文轉載自“大河人-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