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決於這個國家隔幾年發表的各類白皮書和各式研究機構發表的研究報告,而是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政治結構和國際社會對其外交政策接受、認可的程度。 |
二戰后美國政治出現“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
我們說希拉裡的“戰略東移”是一場春夢,就要對其進行夢的解析。這要從美國政治結構及其決定的外交走向說起。
國家需求是一種結構性的存在。美國最早的社會結構主要是在反抗英國壓迫中形成。從華盛頓開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利堅民族屬於被歐洲壓迫的民族,美利堅合眾國屬於被歐洲壓迫的國家,因此,這一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帶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即反歐洲壓迫的色彩,這一時期美國的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與美利堅民族的利益需求大體一致,尚屬民族資本范疇。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為美國躋身世界強國提供了機會,美國利用這次戰爭聯手蘇聯,將東歐讓給蘇軍解放,由此歐洲被所謂“鐵幕”一分為二,歐洲世界霸權從心臟地帶被摧毀。隨后,美國與蘇聯並列成為世界霸權大國。
在這“從奴隸到將軍的”轉變中,美國的軍工生產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同樣,美國軍工集團也因此得到極大的政策優惠。在太平洋戰爭前夕,羅斯福曾對軍火大亨們說:“我將盡我所能,通過盡快地向世界上大約40或50個現在還保持獨立的國家運送一切它們有能力支付的貨物,以維護它們的獨立。這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這裡,“維護它們的獨立”就是保持歐洲破碎狀態的另種表述﹔換言之,隻要歐洲保持破碎,美國軍火就有市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進入冷戰,美國與蘇聯全球爭霸再次刺激並強化了美國的軍事工業。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大批量且長時期的軍事訂貨在為美國崛起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為美國制造了一個尾大不掉且反客為主的龐大的“軍工復合體”。這是美國政治的結構性變化。
艾森豪威爾意識到這一變化的危險性,在他卸任總統時“感到有必要就這些發展的危險性向全國再次發出警告”,他說:“龐大的軍事編制和巨大的軍火工業的這種結合,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
它的整個影響——經濟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個州政府、每個聯邦政府機構裡都能感受到……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種會議上,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復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將繼續存在。”
艾森豪威爾提到美國當時已出現的“大權旁落”即指美國當時軍火財團支配政府決策的現象。與華爾街狼狽為奸的軍工財團需要的是軍火生意,而拉動軍火工業的隻能是戰爭,最好是美國直接發動的戰爭。為了鞏固在美國已形成的反客為主的政治地位,華爾街軍工復合體就必須迫使白宮不斷制造敵人,以此促使美國外交不斷強勢升級直至戰爭。
這時的美國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軍火商操縱了。美國政府許多重要官員,特別是國防部的官員都是軍火商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