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波：改革的無痛地帶越來越少

　　中國正面臨“四有社會”的巨大挑戰：一是政治層面的“有痛施政”，改革的無痛地帶越來越少，在公共治理、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社會“痛點”越來越多。二是經濟層面的“有感發展”，人們越來越不滿意“被增長、被幸福”，不接受“無感發展”的數據經濟景觀，而熱切訴求收入增加、福利改善等實感實惠。三是社會層面的“有縫管理”，非傳統安全事件、非利益相關性沖突和公共危機頻發，不利於穩定和諧的機會縫隙越來越多。四是文化心理層面的“有夢時空”，人人都有麥克風，個個都想搶鏡頭，無不急於行使話語權。

　　這些因素疊加在“中國夢”的超大型社會巨幕上，造像斑斕且呈現國畫的“散點透視”效果。盡管不同於西洋油畫的“焦點透視”，但稍作聚焦即可看到其間遍布社會成員的“自疑心”和不滿足感。如從國家整體來說，大家習慣於和美國比高等教育，和韓國比網絡帶寬，和澳大利亞比生態環境，和北歐國家比社會福利……“非對稱比較”的心態凸顯了后發趕超的熱望。就國民個體而言，總會被與“中國式過馬路”畫上等號，並與德國人比嚴謹，與日本人比禮儀……在“選擇性比較”中習慣於不被看好。

　　照此圖解現實，就如拿奧運會十項全能冠軍和跑步、跳高、跳遠等單項金牌選手比單項成績，結果可想而知。其實，我們固然有很多方面要向先發國家看齊，但卻不必處處感到不盡如人意。更何況，在網絡熱炒海南校長幼女事件和劉鐵男“情婦門”時，前有美國中情局長彼得雷烏斯因婚外情下台，后有分管美空軍防治性騷擾的克魯欣斯基中校因性侵被捕。此外，歐洲“馬肉風波”愈演愈烈時國人遭遇“假羊肉”，國產“問題奶粉”曝光時“洋奶粉”頻現丑聞……這一切，說明人性之丑惡並無國界之分野。

　　提高國家“同場競技”的公平性，應有更合理的方法，如可拿中美同處世界經濟“坐二望一”的發展階段相比。在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美國賄賂的黃金時代”，日均兩起以上的大罷工使全美陷於“階級斗爭撕裂國家”之痛。然而，美國雖在1860年GDP不及英國一半，到1894年已居世界之首，到1913年人均GDP“超英”而成為第一經濟強國。美國從殖民地到大國崛起的故事版本很多，事實是其腐敗高發期與國家崛起期、文化再造期和社會動蕩期高度重疊。

　　美國在陣痛中完成國家重組並實現“美國夢”，要感謝兩位白宮“關鍵先生”：林肯和老羅斯福。前者避免了南北因政治分歧而分裂，為經濟“起飛”奠基﹔后者避免了國家因貧富分化而分裂，為“美國夢”定調。由此，成長為最大經濟體的美國有足夠體量和經濟容量解決社會不公問題，如向先富快富者征收累進制所得稅，將納稅人的錢更多轉移支付到公共福利上來。這場“國家救贖”大戲的關鍵是，優秀的政治家通過頂層治理和政策創新糾偏反正，把“國家之痛”控制在可容忍水平，把“社會之縫”掌握在可接受程度。

　　國有良莠，民有愛憎，需以理性平和觀之。我們當然不能妄自尊大，不必因基辛格們爭相“論中國”、金融巨頭黑石建立3億美元留學中國的獎學金而沾沾自喜，但也無需妄自菲薄，過於苛責“四有社會”之現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國與民持守擔當，愈痛愈堅韌，愈夢愈清醒，既把握當下，又看清未來，方可在強國富民的“最大公約項”中實干興邦。(作者高波是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