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多元化的中國很吵，但更健康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有人試圖通過晚清爆發革命的背景來分析今日之中國社會。近一兩年，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在國內走紅，從法國大革命根源來審視今日中國的文章也多起來。但遺憾的是，無論是斷言中國“正處於革命火山口上”的觀點，還是認定中國“難以爆發革命”的看法，多數都停留在泛泛而談的層面，而缺乏對中國社會結構變遷和社會矛盾的深入分析。

　　筆者以為，今日之中國早已不同於改革開放伊始時期，也不同於鄧小平南巡之時。中國社會政治心態一邊倒的時代已經過去。經過30多年改革，中國社會進入一個矛盾多元化、社會利益多元化的歷史新階段。在這個多元化、錯綜復雜的社會中，凝聚改革共識固然很難，但凝聚革命共識恐怕更難。

　　關於革命起因，流傳的說法靠不住

　　先談談關於革命起因的說法，當下那兩個廣為流傳的說法實際上是不可靠的。

　　第一個是經濟繁榮和革命的關系。輿論界流行的說法是路易十六統治時期的法國是舊君主制最繁榮時期，但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這個說法顯然與真實的歷史事實有悖。從革命爆發前的一些歷史事實看，經濟惡化才是最深刻的革命根源。1788年，法國農村爆發飢荒，面包價格大漲，全國因飢餓引起患病和死亡的人數開始增加。與此同時，大量英國廉價工業品涌入法國，法國紡織業受到沉重打擊，許多工廠被迫停工倒閉。法國財政出現嚴重危機，國家債台高筑，從而揭開革命序幕。這些眾所周知的歷史常識，卻被一句似是而非的“經濟繁榮加速革命”所掩蓋。照這個奇怪的邏輯，好像隻有貧窮才能避免革命了。

　　第二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對一個充滿弊端的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所謂“改革勢必引發革命”。這也是一個偽命題。從表面現象上看，改革揭開了過去密封的蓋子，社會似乎確實因此而出現混亂和動蕩。但是，從根本上說，如果一場社會改革能夠真正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滿足大多數社會成員的需求，革命爆發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小。如果美國不在大蕭條時對經濟和社會進行重大改革，不在民權運動風起雲涌的20世紀60年代進行社會改革，很難說美國不會爆發革命。

　　改革不斷消化民怨

　　來看看中國的情況。由於“文革”的沖擊，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的農產品和日用消費品也嚴重匱乏。而且當時中國發展的整體水平要比蘇聯東歐集團落后很多，社會生活水准也低很多。那時的中國應該比后來的蘇東國家更容易發生革命。為什麼中國躲過這一劫呢？

　　“文革”結束時期，社會主要矛盾非常清晰，就是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跟傳統的經濟政治體制的矛盾。從體制外的“西單民主牆”到體制內的“理論務虛會”，當時人們最反感或最痛恨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和高度集中的經濟路線。當一個國家普通民眾的需求跟既有制度成社會主要矛盾時，推翻舊制度的革命極易發生。好在當時中國老一輩革命家尚值盛年，國際環境相對良好。民眾對既有制度的憤怒最終通過有序而漸進的改革平息下來。

　　30多年的改革使得數億中國人脫貧，全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通過對既有制度有控制的改革逐漸解決了人民群眾跟既有制度之間的矛盾，中國社會避免了崩潰。所以在中國，同樣是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化解了尖銳的社會矛盾，是改革開放化解了革命沖動。這跟坊間流傳的經濟繁榮時期會出現革命，或改革會導致革命這兩個說法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