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曙光：理解“中國模式”的方法論原則

在西方話語中，任意解讀“中國模式”的現象司空見慣。比如，有學者認為，所謂的“中國模式”就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模式”，其實質是“利用社會主義來建設資本主義”。有學者認為，所謂的“中國模式”是一種純粹的經濟發展模式，它的成功與社會性質無關，與政黨體制無關。有學者認為，所謂的“中國模式”就是“西方模式”的復制品，除此之外並沒有自身獨特的內容和創造。有學者認為，所謂的“中國模式”就是繞開“毛澤東主義”的發展模式，“中國道路”的開辟意味著歷史的斷裂。有學者認為，所謂的“中國模式”存在的問題絕不比取得的成績少，中國無法避免類似於前蘇聯突然崩潰的歷史宿命。有學者認為，所謂的“中國道路”無法繞開“國強必霸”的歷史邏輯，中國的崛起是世界的威脅，如此等等。他們對“中國模式”的另類解讀和隨意涂抹，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見之外，不講辯証法是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模式”是一個完整的認識對象，蘊涵著深刻的辯証智慧，科學解讀“中國模式”不能不講辯証法。

“變”與“穩”的平衡。“變”與“穩”既對立又統一，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有變。變是無條件的、永恆的、絕對的，不變是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在絕對的變異中總有某些相對穩定的、不變的東西。“中國道路”既有“變”的一面，也有“不變”的一面。變是活力，不變是定力。能變的大膽地變，不能變的堅決不變﹔不因變而失了方寸、亂了陣腳，不因不變而停滯不前、一潭死水。回首過去，中國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有所變，有所不變。面向未來，中國模式也同樣必須堅持變與不變的平衡，不能不變，也不能瞎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需要有戰略定力，“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西方一些學者將“中國模式”解讀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模式”，這就背離了“變”與“穩”的辯証法。這些學者隻看到中國“變”的一面——支持非公經濟發展，鼓勵外資進入，允許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承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等等﹔而忽視了中國還有“不變”的一面——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沒有變，人民的主體地位沒有變，國家政權的根本性質沒有變，共同富裕的價值目標沒有變，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思想沒有變，因而對“中國道路”做出錯誤的性質判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與“西”的觀照。全球化時代，任何本質上屬於民族性的東西，同時也是世界的。沒有民族性的存在，無所謂世界性﹔沒有世界性，談何民族性。理解“中國道路”，民族與世界兩個維度要互相觀照。對待中國和西方的發展經驗，既要摒棄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也要避免落入狹隘民族主義的陷阱。“中”與“西”的辯証法，其要義在於，既要堅持洋為中用的方針，但又不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中被証明是有效的東西，絕不意味著可以無條件地“套用”於中國。在經濟管理等方面，我們也借鑒了西方的一些成熟經驗，但是，所有這些都不是從西方原封不動地搬過來的。西方一些學者將“中國道路”視作西方模式的復制品，他們隻看到了“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的耦合之處，沒有看到“中國模式”的獨到之處。比如，中國的市場是宏觀調控下的市場，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不同於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完全放任的市場化﹔中國引進外資、發展私有經濟始終是在公有制為主導的前提下進行的，沒有沖擊國有經濟的主導力和控制力，這不同於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完全私有化﹔中國的對外開放是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立足點的，這不符合新自由主義“言聽計從”的紀律要求和“香蕉共和國”的國家定位﹔中國的自由貿易是在不損害經濟主權的基礎上量力而行的，這不同於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完全放任的自由化。此外，在政治上，中國沒有照搬多黨制、議會制和三權分立制，而是堅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允許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同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在國際關系和外交領域，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這有悖於西方大國“國強必霸”的崛起之路，等等。這些都決定了中國模式與西方新自由主義模式的信條是不一致的。總之，“中國模式”批判性地吸收了西方模式的某些合理成分，目的不是為了成為西方的另一個“他者”，不是為了建設另一種資本主義。

“主流”與“支流”的兼顧。事物是一個運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主流，也有支流﹔有佔主導地位的方面，也有佔次要地位的方面。“中國模式”作為一個新生的事物，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問題的一面﹔有令人振奮的一面，也有令人憂慮的一面。看待中國模式，既要看主流，也要看支流﹔既要看成績，也要看問題。不能以主流否定支流，以成績否定問題，盲目樂觀﹔也不能以支流代替主流，以問題遮蔽成績，盲目悲觀﹔更不能將主流降低為支流，將支流上升為主流，主次顛倒，混淆是非。今天，“中國模式”被世人熱議和追捧，我們更應當自警自省自檢，如實估量自己的成績，如實查擺自己的問題，決不可自我泄氣，也決不可自我膨脹。一些西方學者隻看到“中國模式”存在的問題，無視“中國模式”的巨大成功，將支流夸大為主流，大肆鼓吹“中國崩潰論”，這就違背了“主流”與“支流”的辯証法。評價中國模式，要看“兩面”，“要講兩句話”，既要講成績，也要講問題﹔既要大膽地肯定成績，也要勇敢地直面問題﹔既不能因為成績偉大而忽視問題，也不能因為問題凸顯而否認成績﹔既要反對隻見其一不見其二的“一點論”，也要反對將成績與問題等量齊觀的“均衡論”。

“邏輯”與“歷史”的一致。事物的特性不是從抽象的邏輯概念中邏輯地推論出來，而是從事物本身去尋找﹔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不是從邏輯出發來解釋歷史，而是依據歷史來修正邏輯。解釋“中國道路”，必須遵循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方法論原則，隻能從現實本身去尋求思想，不能用西方的邏輯來裁剪中國的現實，不能用過去的經驗來衡量今天的中國。西方一些學者鼓吹“中國威脅論”、“國強必霸論”，這是以邏輯裁剪現實的典型表現。“國強必霸”，這是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崛起的歷史邏輯，500年幾無例外。16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了海洋霸權，瓜分了世界﹔17世紀，世界霸主的地位被荷蘭取代，17世紀在歷史上也被稱為“荷蘭的世紀”﹔18和19世紀是英、法兩國爭奪世界霸權的世紀，英法兩雄爭霸持續了150年，最后成就了“日不落帝國”的霸主地位﹔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和日本相繼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回報世界的是兩次世界大戰﹔20世紀是美蘇爭霸的世紀，結局以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而告終。西方部分學者根據幾個世紀以來大國興衰的歷史邏輯得出結論，中國也將無法擺脫“國強必霸”的怪圈，中國的崛起將是世界的威脅。然而，“國強必霸”的邏輯能否套用於中國，能否用來裁剪中國模式的現實，推斷中國模式的未來，鼓吹“中國威脅論”的諸先生可能並沒有思量。資本主義國家確實“國強必霸”，這是由私有制、資本的本性和資產階級奉行的價值觀決定的。而我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人的最高追求是解放全人類，當然不會奴役和掠奪他國人民。歷史已經証明，中國愛好和平，強大的中國不構成世界的威脅，而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美國說了算”的霸權秩序必將終結，但不意味著必須由另外的國家取而代之，更不意味著這個國家就是中國。中國越是發展，發展中國家終結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力量就越大、籌碼就越足。

“局部”與“整體”的呼應。事物都是由各個局部構成的有機聯系整體。局部與整體相輔相成，局部離不開整體，局部服從整體﹔整體也離不開局部，整體統率局部。認識事物，既要把握事物的局部，但更重要的是把握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把握事物的整體。離開整體隻看局部，或者把部分當成整體，其結果無異於“盲人摸象”。“中國道路”是一個整體性概念，應當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總布局來理解“中國道路”的基本內涵。解讀“中國道路”不能隻及一點不及其余，尤其不能採取“選擇性遺忘”的解讀方式。西方一些學者囿於經濟的視角解讀中國道路，將“中國模式”僅僅理解為經濟發展模式，以局部代替整體，故意把“中國模式”簡單化，刻意回避“中國模式”的制度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和價值因素等，這就違背了“局部”與“整體”的辯証法。這些學者不承認“中國模式”是一個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外交等在內的全方位、多領域的發展模式。在談及“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時，或者故意抹去社會性質和政治屬性，“不願意將中國模式的成功歸因於社會主義”，或者刻意“回避中國的政治模式，僅僅把中國模式局限於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難道我們可以想象，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能夠脫離整個社會的協調運轉，能夠脫離良好的社會秩序、政治秩序和周邊環境，能夠脫離中國獨特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其他各方面體制嗎？

“歷史”與“現實”的貫通。歷史是過去的現實，是現實的前身﹔現實是歷史的延伸，是未來的歷史。“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中國道路”從歷史中走來，向著未來發展。歷史與現實之間不是單向的運動，而是從歷史到現實和從現實到歷史的雙向運動，人們總是根據過去的中國認識現在，根據現在的中國了解過去。今天的人們不可能離開先輩們留下的歷史遺產，一無所有地去生活和創造﹔先輩們也不可能不給今天的人們留下特定的歷史遺產，不留痕跡地成為歷史。理解“中國道路”，不能隔斷歷史。無論是用歷史來否定現實，還是以現實來否定歷史，都不能准確理解“中國模式”的奧秘。西方一些學者將“中國道路”看作是對毛澤東時代的背離，看作是歷史的斷裂，這就不符合“歷史”與“現實”的辯証法。“中國道路”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中國道路”既是從改革開放后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也是從新中國成立后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都不能否定，它們共同創造了新中國的輝煌歷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黨和人民在歷史新時期把握現實、創造未來的出發陣地，沒有它提供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沒有它積累的思想成果、物質成果、制度成果，改革開放也難以順利推進。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