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友駿：日澳“利益聯姻”隻為滿足彼此需求

澳大利亞總理支持解禁集體自衛權。

　　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澳大利亞，並與澳方簽署了防衛裝備合作相關協議及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顯然，日澳兩國在同一時間簽署兩份重要的戰略協議，意在通過經濟及安全領域的機制化合作，進一步提升雙方的戰略伙伴關系。但更為重要的是，日澳雙方亦借此滿足了各自的迫切需求。

　　首先對日本而言，盡管日澳關系並沒有達到日美關系的高度，二者之間也沒有類似於日美安全同盟協定之類的“盟友協議”，但日澳關系一直被日本視為非同尋常的“特殊伙伴關系”，甚至達到了“准同盟”的水平。二戰結束后，日澳之間並沒有發生重大爭端，兩國關系始終處於較為平穩、有序遞進的發展進程中，所以雙邊外交關系上較容易操作。與此同時，由於日澳兩國同時都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因此無形之中美國就扮演了日澳“聯姻”的中間人，這為日澳間的逐步接近創造了一定的外部條件。

　　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在日本國內大肆推行右翼政治，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解禁集體自衛權，甚至覬覦修改憲法解釋，無視日本廣大民眾的反對聲音。以上安倍政府的種種過激行為遭到了日本國內進步人士的強烈抗衡，並對安倍的右翼路線造成掣肘。為了平衡國內的反對聲音，安倍政府急切期待外部的支援，因此極為重視此次訪澳之行，同時也極為重視澳大利亞的戰略性表態。直白地說，安倍訪澳“隻能成功、不能失敗”，即澳方“必須”在其所推行的所謂“積極和平主義”等重要戰略問題上予以支持，不僅如此，日本甚至希望澳方能夠給予安倍戰略意義上更為豐富的內容與內涵。因此，利誘也罷，讓利也罷，總之安倍的訪澳之行必須換得澳方對上述問題的支持與信任。當然，更為重要的戰略目標就是進一步推動日澳同盟體系的建設，夯實所謂的“價值觀同盟”。

　　而對澳大利亞而言，日本作為其接連亞洲、推行亞洲政策及戰略的重要跳板（甚至可以認為是其重要的戰略支點），澳大利亞一直極為重視日本的區位優勢，希望倚重日本這一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澳大利亞緊緊地捆綁於亞歐板塊。與此同時，由於日本在市場、技術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這更促使澳大利亞在制定並實施對日政策上變得更為現實、逐利。換言之，“攫取利益”成為主導其對日思維的主要方針。此次日澳能夠簽署相關的經濟協定，這本身對澳而言也是重要的利益突破。當然，不排除澳大利亞在中日之間搞平衡的可能性，因為中國是澳大利亞更大且更為重要的經貿伙伴與戰略伙伴。

　　雖然日澳之間的種種共識引發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質疑，但是我們更應理性地看待此事件。由於美國所主導的TPP協定談判久拖未決，迫使參與談判中的部分成員出現了焦躁的情緒。此次日澳兩國急於簽署雙邊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對TPP失望的表現，或許可以說，二者都在為避免TPP擱淺所帶來的戰略利益缺失而尋求最佳的避險方法。

　　（陳友駿，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博士，海外網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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