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氏治國“新常態”：不拘常例，不違常情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以一系列的重磅舉動，讓外界在充滿震撼感的同時，也對中國的未來抱有了更多的期待。因此，不禁有人驚呼：一種“習近平式”的新常態已經到來。

　　一種新的局面形成，不同的人會有不同感受。有人會歡欣鼓舞，有人會為之擔憂。如何理解和適應這種新常態？在俠客島看來，並不玄妙，無非八個字：“不拘常例、不違常情”。

　　何為常例？

　　《說岳全傳》裡有個細節，初出茅廬的岳飛想拜謁當時的名將宗澤，結果當時宗澤帳下的中軍洪先攔住他們，第一句話就是：“可有常例送來？”

　　這裡的所謂“常例”，就是紅包。要見大官，首先要給手下人遞紅包。千百年過去，這種細節依然在中國的政商界似曾相識。

　　換句話說，這些長期存在於中國政商界的或明或暗的規則，就是“常例”。這些規則未必合理，甚至有害，但大家都習以為常，都這麼干，干著干著似乎還覺得心安理得，似乎一直以來規則即是如此，不這麼干就是幼稚或者不通人情。

　　大家應該都有印象，新一屆領導集體履新之后，“第一把火”就燒向了自己——“八項規定”的頒布，從一開始就規定要從中央做起。出行不封路、報道有規定、不鋪張、不浪費、拒絕迎來送往……都是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

　　一年半多的時間過去，以前大家覺得是“常例”的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奢侈消費、公款旅游、迎來送往等，無不戴上“緊箍咒”，官員以前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

　　再往下看，波瀾壯闊的反腐長卷當中，“常例”的打破更讓人印象深刻。

　　當周永康和徐才厚這種級別的大老虎被拿下之時，大家在驚訝之余，應該能品味出其中的深意——20多年來，坊間流傳的“刑不上常委”的所謂“常例”，在新一屆領導集體眼中，這不過是個偽命題。在証據確鑿的貪腐事實面前，無論是黨內資歷還是軍功章，都無法成為得以幸免的丹書鐵券。

　　俠客島此前已經撰文指出，互為表裡的反腐和作風建設，是一場艱苦卓絕的持久戰。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無論是退休、高級別這樣的“護身符”失靈，還是針對細小的、在很多人眼中不是個事兒的“常例”的戰爭，實際上都已深刻地改寫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和政治環境。

　　何為常情？

　　當年劉邦入咸陽，跟父老鄉親“約法三章”。雖然這些法令讓項羽的謀士范增等人感到意外，但細究其內容，不過是“常情”——“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這是什麼？這就是千百年來老百姓心中最朴素的常識、常情、常理。反觀現在，我們看到，貪腐官員落馬，受到應有的懲罰﹔官員受到約束，按照自己的收入和身份享受相應的待遇，公與私之間的界線劃得更清楚﹔官商之間消滅原有的灰色地帶，這本身就是政治應有的題中之義，本身就是最大的常情常理。

　　回顧習近平總書記履新之后的第一次講話就可以發現，講話沒有“高大上”的辭藻，通篇都是朴素的常情、常識、常理。讓年輕人有工作、買得起房，讓孩子上得起學，上老人看得起病，說的都是千百年來中國“幼有所養，老有所依”的朴素民本思想。

　　以這種常情的思維去理解習近平的改革、反腐、外交等領域的思路，會發現這種“新常態”並不難理解，而且會抱有一種理所應當的期待。

　　比如，即將到來的四中全會，主題是依法治國。之前習也多次強調，要有法治思維，任何事情都要在法治框架內進行。這是什麼？這就是一個現代國家所必須具備的“法治”框架，是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最基本常情。

　　再比如，反四風改變的以往扭曲畸形的、寄生於公款消費的不健康消費結構，以及在反腐中被重點打擊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不過是使經濟秩序回復正常和理性——讓政府和市場各自發揮應有的作用，就是經濟裡最大的常情。

　　而一直以來，在經濟下行壓力之下被外界總結出的“調結構”、“增長換檔”、“多挑戰”等“經濟新常態”的概括，事實上也是基於常情的一種變化：自2012年以來，中國勞動力絕對人口下降的態勢下，一味寄托“人口紅利”、以及依靠高刺激的增長，已經必然地不可持續。在這種情況下，依靠結構轉變、內部創新等方式實現經濟增長，就成為最可能、也最可行的方式。

　　包括在文化上、在外交上，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和大國，一個有志於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佔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大國，按照常情，必然不可能再一味地唯西方馬首是瞻，而必然轉向內部，從傳統、從自身出發，找到適合自己的話語體系和發展道路。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理解習近平“新常態”裡的不拘常例、不違常情，重要的不僅是學習，更需分辨是非、認清大勢，並且勉力篤行。（文/東郭栽樹、公子無忌）

　　（文源：微信號“俠客島”）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