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經濟學不可避免走入死胡同

近期，日本內閣府發表了4-6月的GDP統計數據，當季GDP增長率由1-3月的正值6.1%陡降至負值6.8%，安倍經濟學的“數字景氣”發生重大波折。表面上反映的是消費稅率調整前后短期經濟運行反向波動，而深層則暴露了安倍政策的結構性矛盾。

2012年12月安倍上台，打出金融、財政與改革組合型經濟政策，並貼上“安倍經濟學”標簽。從政策理論上看，“安倍經濟學”可謂完美的政策組合，定能推進日本經濟快速復蘇，進而增添日本政治影響力，實現“安倍政治學”效果。在財政上，安倍力推補充預算，擴大公共項目投資，刺激總需求，啟動經濟復蘇。在改革上，安倍又推出“經濟增長戰略”，推進日本改革，意圖促進日本經濟模式升級，也會讓市場形成良好預期，吸引內外投資。

在過去一年半左右的時間裡，“安倍經濟學”被海內外炒得火熱，也為“安倍政治學”帶來了不可多得的內外效果。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安倍經濟學”不斷暴露了內在矛盾，表現出不適應性，致使日本經濟呈現少見的劇烈波動。理論上看，經濟政策有兩種效果，一是在危機后，或經濟低迷期，擴張需求，刺激經濟復蘇﹔二是在經濟走向常態期，確保經濟穩定可持續，避免劇烈波動，減少政策性破壞。顯然，“安倍經濟學”在刺激短期復蘇上，起到了“引水效果”，但在維護經濟穩定運行上，則日漸表現出破壞效果，這既折射了政策矛盾，更暴露“安倍經濟學”長期戰略缺陷。

首先，金融與財政組合政策開始相互踩腳。央行的金融政策標榜“質與量”的寬鬆（QQE），即通過大量回購長期國債的方式確保基礎貨幣穩定足量供應，追求2%的通脹目標，以擺脫通貨緊縮局面。為此，需要政府採取積極的健全財政政策，維護國債價值穩定。但安倍政府仍在擴張財政，政府債務佔GDP比已超過250%，央行被逼近懸崖。尤其是，面對美聯儲“減量經營”，日本央行面臨“退出競爭”。如果沒有美聯儲“跑得快”，將意味著被置於“掩護美國撤退”的預備隊位置，其風險不可預估。而提前於美國退出，則意味著拋售國債，進一步打擊日本財政，引發日本國家風險。

其次，安倍改革遭遇國內政治、社會乃至歷史慣性限制，至今難以真實展開。例如關於農業改革，土地流轉原本是改革目標，但鑒於日本農村社會、農民選票的影響力，安倍的農業改革僅限於農村組織的“農協改革”，無法觸及土地改革，提高農業生產率落空。而作為安倍改革象征的“國家戰略特區”事實上也無法擺平既得利益集團及其歷史慣性的阻礙。特別是引進外國人才、勞動和資本的政策無處落實。關於企業法人稅減稅，則遭遇自民黨本身的制約，如財務大臣麻生太郎提出，法人減稅必須以企業治理改革為前提，反而演變為政府強壓企業的改革。

第三，日本人口、社會、財政以及能源結構弊病相互糾纏，演變為新的經濟社會發展矛盾，阻礙日本經濟可持續發展。例如人口老齡化與人口絕對減少，導致勞動力不足，創新鈍化，生產率難以根本提升。當“安倍經濟學”剛剛刺激社會需求上升時，日本經濟旋即表現出“人手不足”，以至於演變為“供給不足”。日本經濟陷入兩難甚至多難境地。而當央行政策刺激物價上漲的同時，日本實質工資上漲率則出現負值的3.6%，這意味著未來需求將嚴重退化。

顯然問題的所在，是安倍雖率領企業代表團繞著地球兜了大半圈，這意味著他深深曉得政治與經濟無法分離的道理，但始終找不到進入中國大門的理由，以至於眼睜睜看著美歐等各國企業隨著首腦外交拿走中國訂單。日本企業看在眼裡，急在心上。而安倍卻執意要在中國實驗“政經分離論”。“安倍經濟學”無法不走入死胡同。

（劉軍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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