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廣：情系台海赤子夢 功在兩岸史為基

情系台海赤子夢 功在兩岸史為基

——讀徐博東歷史文集有感

　　欣聞老院長徐博東教授繼研究台灣現狀的宏篇巨制《台海風雲見証錄》出版后，早年從事歷史研究的成果：《史海拾貝——徐博東歷史文集》亦即將由華藝出版社出版，甚是高興。作為晚學后輩，我有幸經先生特允，先睹為快。細細讀來，不僅仿佛看到了先生當年深耕歷史研究時期的一個個扎實的腳印，而且也豁然領悟了徐博東教授后來能夠聲播台海兩岸決非偶然：與台灣的特殊淵源﹔在歷史研究中養成的敏銳觀察﹔大膽求索、鍥而不舍、精雕細琢的學術素養等，正是他后來成為一個知名台灣問題研究專家的深基厚土。

　　這部歷史文集主要是徐博東教授1982年至1989年的8年間，在中國近代史領域的研究成果。這一階段是他在文革后從農村返城、正式從事高校教學和科研工作的開始階段。20世紀80年代正值改革開放之初，也是當時作為一個中青年學者的徐博東開始新的人生歷程的重要階段。從文集的內容可以看出，這位當年深受文化大革命沖擊、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徐博東，把自己的研究重點選擇在台灣歷史文化研究和丘逢甲研究方面。

　　這一抉擇決非偶然，與他頗具傳奇色彩的家世有關，更與令他刻骨銘心的骨肉分離、隔海相望的人生現實有關。研究丘逢甲，既有近水樓台之利，也有徐家與丘家的歷史淵源。丘逢甲的祖籍也是廣東鎮平縣（今蕉嶺縣）客家人，是近代台灣反割台抗日先驅。抗日戰爭爆發后，丘逢甲的公子丘念台子承父業，親赴抗日聖地延安考查，隨后創建和領導了抗日救亡團體“東區服務隊”，在廣東梅州、博羅、惠州等地做了大量的組織發動民眾抗日救亡的工作。徐博東教授的父母，當時就是在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裡相識相知相愛，結為伉儷的。這一家世淵源對於當時的青年學者徐博東來說，是他研究丘逢甲的先天之利,也是成就他成為大陸研究丘逢甲第一人的重要基礎。

　　徐博東教授曾說，台灣光復、兩岸關系對於他的家庭命運和他自己的人生道路與事業都有著難以磨滅的影響。這也是他致力於研究台灣歷史文化乃至研究台灣現實問題的動力之源。1945年10月，台灣光復，正式從日本侵略者手中回到祖國懷抱，而此時，徐博東的父母為了參加台灣接收與建設，為國家舍小家，追隨丘念台先生，忍痛把尚在襁褓之中嗷嗷待哺的徐博東留在廣東蕉嶺老家，跨海東渡，成為台灣光復與重建的見証者和實踐者。1949年之后，一道淺淺的台灣海峽更是把徐博東與他的母親、兄弟分割在台海兩岸，骨肉分離數十年。可以想象，對於自幼小就與慈母隔海分離的徐博東來說，台灣——那裡有著他刻骨銘心的獨特鄉愁——他在大陸這一邊，母親和弟弟在那一邊。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無論是艱難還是順暢，無論是痛苦還是歡樂，總會勾起他對母愛親情的思念。那種發自內心的對母愛溫暖、兄弟親情的渴望，促使他把自己的研究傾注在台灣，去深入研究台灣的歷史與現實，了解台灣的一點一滴、一草一木。畢竟，那裡是他的母親與弟弟生活的土地，是一個令他夢牽魂繞的地方。了解了徐博東教授的身世后就不難發現，研究台灣，研究台灣的歷史文化對於徐博東來說不僅是一個研究領域、一種學術追求，更是一種感情的寄托。他對台灣研究的用心和執著，恐怕也是其他人所難以比擬的。誠如徐博東教授自己所說，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收錄在這部文集中的文章是徐博東教授當年花費大量心血鑄就的研究成果，一些篇章也是他從事歷史學研究巔峰時期的代表作。例如，《劉銘傳人才開發措施評述》、《台灣人民抗日保台愛國斗爭的光輝一頁》、《試論1895年“台灣民主國”的民主性》、《丘逢甲“挾款潛逃”辨訛》、《論丘逢甲愛國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一宗地方士紳密控丘逢甲重要檔案史料的介紹與考証》、《丘逢甲與康有為》等，這些研究成果不僅資料詳實，有史有據，而且研究視角獨特，筆鋒犀利，觀點鮮明，邏輯嚴謹，創建性和可信度都很高。例如，以往關於1895年“台灣民主國”政權的性質問題，研究甚為薄弱，眾說紛紜：有人把它與“台獨運動”相比附，指控其為“分裂主義行動”﹔有人指責它是台灣官紳借以“阻遏”人民抗日力量的舉措，譏諷其為“一幕滑稽劇”﹔有人認為它雖然自稱“民主國”，但它“與資產階級民主概念毫無共同之處”,“仍然屬於地主階級封建政權”﹔有人則說它是“中國乃至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將民主共和制度破天荒地在中國國土上進行了實踐”等等。對此，徐博東教授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先后發表了《台灣人民抗日保台愛國斗爭的光輝一頁》和《試論1895年“台灣民主國”的民主性》兩篇頗具創建的論文。文中，徐教授從民主國產生的歷史背景、發布的文告和通電、實行的一系列具體政策措施、政權的基本特點、它所發揮的歷史作用以及政權的物資基礎與階級基礎等各個不同的視角詳加探討，從而得出結論說：“台灣民主國”的建立是完全正義的、適時的。它不僅不是什麼和祖國“鬧獨立”的“分裂主義運動”的產物，恰恰相反，是甲午戰后台灣同胞反對《馬關條約》，反對清政府割台畀日，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下的產物，是近代台灣人民反帝愛國斗爭史上的光輝一章，同時也是當時正在全國普遍興起的聲勢浩大的反割台、反賣國斗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理應得到充分的肯定﹔台灣民主國既非“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也非純粹的“地主階級封建政權”，而是帶有鮮明資產階級民主色彩的、地主階級開明愛國官紳與新興資產階級聯合專政性質的臨時性“地方自治”抗日政權﹔由於台灣民主國是在甲午戰后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民族意識空前高漲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其主要著眼點在於“拒日割台”，因此，這一政權的職能主要體現在對外反抗侵略的一面，而對內職能的另一面則相對地被民族矛盾所沖淡和掩蓋。從這點看，可以說台灣民主國既代表了地主階級的利益，也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同時客觀上也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反抗侵略、捍衛民族尊嚴的要求和願望，因而它符合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台灣民主國同時還是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和當時正在中國興起的資產階級維新改良思潮影響下的產物。盡管由於種種原因，這一政權極為短暫，並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弊端和不完善，但它卻是近代中國人民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次極為悲壯的實踐和可貴探索，在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發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上述結論可謂“撥雲見日”，一舉掃除了學術界關於這一問題的種種迷霧與陰霾，具有很強的理論創見！

　　又如，有人指責丘逢甲抗日護台失敗后舉家內渡大陸有“挾款10萬兩銀子潛逃”之嫌。對此，徐博東教授在《丘逢甲攜款潛逃辨訛》一文中提出了有力的反証。從源頭上，清政府嚴禁援台，張之洞曾答應給100萬兩白銀援助成了一紙空文，而台北的唐景崧克扣義軍餉械，地方借款、認捐根本難以兌現，丘逢甲的義軍最終餉絕彈盡，根本就“無餉可卷”。從結果上看，丘家回大陸半年后就生活難繼，不得不外出另謀出路，若有白銀10萬，丘家的生活應不該如此拮據，等等。這種獨特而靈活的研究問題的視角，儼然已經發展並超越了傳統論辯的套路，的確有相當強的說服力。

　　在20世紀80年代台灣歷史研究資料相對匱乏的年代，其所引用資料之豐富超乎想象。從文章的行文和注釋可以看出，當年徐博東教授為撰寫這些文章常常不辭辛苦，奔波於京城各家檔案館、圖書館，或訪問當事人。在《丘逢甲與康有為》一文中，為了論証丘逢甲與康有為第一次見面的時間，徐博東教授遍覽《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飲冰室文集?詩話》、《嶺雲海日樓詩抄》、《康有為致丘逢甲書考釋》、《丘逢甲文集》以及當時台灣最新公布的康氏己亥(1899年)《與丘逢甲書》，幾乎窮盡了一切可以找到的資料，最終找出了有力証據，並推測出康有為與丘逢甲第一次見面的時間應當在1899年12月至1900年1月27日之間。類似例子在文集中俯拾皆是，恕不一一列舉。從這些研究中體現出來的扎實學風，也反映了一個北大歷史學人嚴謹的治學態度。雖然，20世紀90年代之后，徐博東教授的學術研究重點轉向台灣現實問題研究，特別是民進黨研究，但不可否認的是，徐博東教授后來能夠在台灣問題研究上獲得巨大成功，成為一位蜚聲海內外的台灣問題研究專家，與其當年嚴謹的歷史研究訓練有著密切的關聯。筆者有理由相信，這部凝聚著徐博東教授心血的力作，必將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廣大讀者的歡迎。

　　近年來，年已七十退休在家的徐教授，表面上婉拒出席各種涉台會議和一切媒體採訪，銷聲匿跡，退出“江湖”，實則老當益壯，再一次轉換跑道，以他特有的方式繼續為兩岸關系發展和祖國統一奉獻心力，發揮余熱。他一邊扶鋤昌平興壽山下，養雞種菜，經營家庭農場。聽蟬溫泉花園小院，喂鳥養魚蓄龜，品茗怡情養性，過著花開花落，魚鳥為伴，世事如雲，任卷任舒的生活﹔一邊卻退而不休，筆耕不輟，潛心撰述家史——《台海悲歌》（暫用名）。據筆者所知，為了寫好這部家史，近年來徐博東教授不顧年事已高，自費回梅州、走汕頭、去博羅、上羅浮、過台灣，赴天津……，走遍父輩曾經戰斗和生活過的地方——台灣的基隆中學、苗栗神棹山、鷂婆山、魚藤坪、台北、台中、高雄、屏東……跟他父親、母親有直接間接關系的歷史現場﹔訪問父輩幸存的戰友以及犧牲戰友的后代，當面請益﹔查閱舊報刊和歷史檔案，廣泛收集父母的各種資料，甚至從網上高價購買流落在市面上的父親的珍貴史料。通過辛苦的工作，他已經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為撰寫好這部家史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日前，筆者有幸拜讀到剛剛草就的該書的“開篇”和“第一章”數萬字的初稿，真是催人淚下，文情並茂，精彩感人。70年來（從1945年算起）的兩岸關系離離合合，對我們的民族來說是一種苦難的經歷。而在兩岸分離的大背景下，對於徐家人來說曾經是有親不敢想，有家不能回，有苦無處訴，家庭離散、骨肉分離、望眼欲穿，這段家史不僅僅是70年來兩岸關系的縮影，更是一曲足以情動天地的曠世悲歌。

　　真誠期待繼這部歷史文集出版之后，那部濃縮了兩岸關系70年精華的徐家家史早日封筆付梓，為兩岸跌宕曲折的故事再添一曲動人的篇章。（作者：李振廣，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