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政黨協商，協商民主的源頭活水

　　和人類追尋幸福的所有探索一樣，民主也有著種種不同形式。其中，協商民主是20世紀后期才被學者們關注的領域。而協商民主從十八大報告首提、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再到習總書記在慶祝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隨著論述越來越深入，道路在不斷拓寬，空間在不斷拓展。其中，政黨協商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途徑，其效用也日益凸顯。

　　在協商民主這條化激情為理性、化暴力為平和、化沖突為穩定的路途中，作為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如何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其實，歷史早已給出過回答。從中國民主促進會與中國共產黨的親密合作以及參與人民政協65年的實踐，已經可以清晰看出，以政黨協商為主要形式的協商民主，的確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1949年9月21日，中國民主促進會領導人的馬敘倫、許廣平、周建人、王紹鏊、雷潔瓊等10名正式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與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作為以教育文化出版為主界別的參政黨，民進始終關注我國教育文化事業的改革與發展，先后為《教師法》《職業教育法》《義務教育法》等法律的制定和實施提出建議，率先在人民政協的舞台上發出了設立教師節的呼聲等。與此同時，民進積極開辟參政議政新領域，就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積極建言獻策，受到有關方面的肯定。

　　多年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已經成為常規的政治生態，政黨協商也有著許多基本的“規定動作”，如重大決策前召開座談會征求民主黨派領導人意見，重要人事安排事先聽取民主黨派領導人意見，重要情況及時與民主黨派溝通等等。在民主協商的探索上，政黨協商早已成為名副其實的“領頭雁”。

　　當然，在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新時期下，要讓協商成為“真協商”，讓政黨協商這一早被踐行的協商制度成為新時期協商民主的源頭活水，進一步推動社會穩定和諧地發展，還需要我們膽大心細勇毅前行。比如，從過程看，要協商於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而不是簡單地把結果拿來征求意見﹔從內容看，無論是關於改革發展穩定重大問題，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還是重要的人事安排，要進一步明確哪些內容應該聽取民主黨派的意見﹔從程序看，強化彼此互動，擴大協商范圍，促使民主黨派由被動答題變成主動想題，主動積極參與到協商中，全力協助各項民生與改革進程大業的穩步推進等等。而且，需要制定相應的規章，對哪些問題需要協商、何時協商、在何處協商、和誰協商、如何協商、協商的結果如何落實等問題有清晰明確的要求。政黨協商不僅應該成為共識，更應成為制度，成為習慣，必須制度化、常態化、規范化。

　　和平，是全人類的期待。中國更是素有“和為貴”的古訓。從你爭我斗的敵對關系轉變為相互幫襯的合作關系，協商民主是人們對民主形式的探索，正如周恩來所說的：“新民主主義的議事精神不在於最后的表決，主要是在於事前的協商和反復的討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人智慧的創造，也是中國政治特有協商民主優勢。我們期待，政黨協商作為常態的民主實踐，成為協商民主的重要途徑，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的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必將在這“事前的協商和反復的討論”中穩步向前，節節攀升。

　　（作者為民進中央副主席）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