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最好的紀念是傳承

　　一

　　一個偉大、杰出的作家，既是時代的產兒，也是他所屬時代的代表。

　　巴金走過漫長的百年歷程，他說自己是五四運動的產兒。1904年出生的他，在1919年五四運動中獲得思想、精神與文學的滋養、力量，走過風雨，在起伏跌宕的社會演變過程中，其生命一直走到2005年，最終與他經歷的時代永遠告別。

　　歲月滄桑，跨越百年。

　　巴金所經歷這一個百年，堪稱中國歷史上變化最為迅疾的百年。百年之間，晚清、民國、新中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朝代更迭，制度替換，思潮涌動，風雲變幻。多少風雲人物在百年歷史舞台上走過。有的如電閃雷鳴，來去匆匆，人們還來不及看清他們的容顏，就消失在無邊的夜色裡，沒留下多少痕跡﹔有的如大江大河，洶涌奔瀉，波撼千裡，人們仿佛永遠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動，聽見不息的回響﹔有的如潺潺溪水，沒有高歌，也非恢弘壯觀，但它執著，它堅韌，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巴金以他自己的個人姿態走在他的時代。

　　我很難用一個單一的比喻來概括他。有時他如電，如雷，有時如激流，有時又如溪水。不同生命階段，他表現出不同的感情形態、生活形態。他就是這樣以獨特的生命方式走過一生。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復雜、矛盾的性格，都已成為巨大的存在，為我們解讀百年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個內涵豐富的范例。

　　“把心交給讀者。”

　　“講真話。”

　　“我惟一的心願是：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裡。”

　　這是巴金的心願。他的一生，也是竭盡全力這樣在做。

　　巴金雖然已經遠去，感覺中，他依然與我們同在。他的作品，他在所經歷的那個時代發出的聲音，並沒有消散，依舊回響於我們生存的現實空間，時時撞擊心胸，提醒我們思考，總在告誡我們，歷史不會截然分開。

　　二

　　記得1978年年底，在復旦大學校園，現代文學史的課間休息時，我與同窗陳思和聊起巴金作品。聊到投機處，思和忽然建議：“要不我們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當即興奮地應了一聲：“好啊！”從此，開始動筆寫作《隨想錄》的巴金，成為我以后許多年的主要關注對象。不僅僅如此，因為關注他，我在大學畢業走進北京后，不斷拜望和採訪他的一個個老友，也成為那些年我的重要生活內容。

　　第一次去看望巴金，是在1982年1月。我與陳思和走進客廳，坐在他的面前，談了一些有關他的研究方面的話題。我們帶著敬意走進他的會客廳，老老實實提問，然后仔仔細細地記錄。他呢，似乎也是老老實實地回答，沒有臨場發揮，沒有妙語連珠，如此而已。我顧不上捕捉當時的感覺，只是留下這樣一個淡淡的印象：他並非言語不多，但不是那種善於聊天的老人。他的表情一點兒也不豐富，甚至可以說過於嚴肅，因為他面對的是兩個陌生的年輕人，他得集中思路解答與他有關的一個又一個或大或小的問題。

　　后來見到他機會多了，每次，我都覺得對他的性格的認識仿佛加深一些。上世紀八十年代，正是他一篇篇發表《隨想錄》的時候，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對自己靈魂的拷問，帶著濃重的、揮之難去的憂郁。巴金說過，他為讀者而寫，為讀者而活著。其實，他也是為歷史而活著，他用《隨想錄》繼續走著從五四運動開始的思想行程。他走得很累，卻很執著。有過苦悶，有過失誤，也不斷被人誤解，但他始終把握著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義寫得無比美麗。這就是為什麼八十年代人們以敬重的目光注視他，稱他為“世紀良知”“知識分子的良心”的原因。

　　當年，讀《隨想錄》的那些文字時，我總要假設地去體會他內心的痛苦。這些從文字中感受出來的憂郁和痛苦，當坐在他面前時，我覺得完全可以從他的表情、他的聲調，甚至目光那裡得到印証。1985年，我與陳思和兩人合作的《巴金論稿》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我特意請丁聰先生為封面畫過一幅巴金的肖像畫，在丁聰的筆下，巴金也是一種痛苦沉思的神情，准確地突出了我所理解的巴金的特點。

　　1991年10月，我去上海。在上海的那些天裡，雖然見到他好幾次，但基本上沒有像過去那樣與他長談。在見到他之前，我讀過他寫給在四川舉行的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又一次強調說真話：

　　我不是文學家，也不懂藝術，我寫作不是我有才華，而是我有感情，對我的祖國和同胞我有無限的愛，我用我的作品來表達我的感情。我提倡講真話，並非自我吹噓我在傳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說明過去我也講過假話欺騙讀者，欠下還不清的債。我講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發現錯誤，可以改正。我不堅持錯誤，騙人騙己。所以我說：“把心交給讀者。”讀者是最好的評判員，也可以說沒有讀者就沒有我。因為病，以后我很難發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還是要用行動來証明所寫的和我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說明我自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一句話，我要用行動來補寫我用筆沒有寫出的一切。

　　與他談話時，我向他提到了這封信，他隻緩慢地說了幾個字：“人總得說真話。”簡單到極點朴素到極點的一句話，對於巴金，他是用全身心擁抱它。

　　1994年，新一屆巴金研討會在蘇州召開，我請蕭乾題詞，蕭乾寫道：“巴金的偉大在於敢否定自己。”會議結束后，我去杭州看望巴金，聽我念完題詞，巴金對我說：

　　“我是這些年才慢慢否定自己，特別是經過文革之后。以前十七年那些年的風氣，寫一些文章都是不得已的。文革后慢慢明白。我現在九十把自己說的話兌現，講真話。自己把自己這樣限制，要求講奉獻，隻要是真正的奉獻。苦惱的是怎樣實現自己的話。我現在的想法都在《最后的話》裡。”

　　他又一次與我提到托爾斯泰。“托爾斯泰離家出走，追求兌現講真話這一點。他把信放在抽屜裡，開始還沒有勇氣是否離開家庭。有人說托爾斯泰你說的怎麼不兌現。但他這樣做了。他最后帶著女兒出走，不久就死了。開始實施就結束了。我也感覺到這一點。文學或者別的什麼也好，我也沒有什麼。我想只是說真話。”

　　他依然有他的憂郁。他似乎用無奈的目光和手勢對我說：“我最痛苦的是不能工作。”然而，他沒有讓這一遺憾佔據全部情感。“什麼都想得開了。名利對於我無所謂了。只是想為自己留下一個真實的人，不欺騙自己。”這些話，聲音很弱，但聽起來依舊鏗鏘有力。

　　在第一次見到巴金之后的十幾年裡，他的外表幾乎沒有太大的變化，只是說話聲音越來越小，氣力越來越弱。他一次又一次闖過疾病關口，一次又一次挺過來重新拿起筆。

　　三

　　與巴金的最后一次談話，是在1998年年初。我去上海華東醫院看望他，他說正在寫一篇懷念曹禺的文章。說是寫，其實是“說”。他寫字很吃力，隻得每天口述幾句，由女兒小林記下，再念給他聽，加以補充。他用了一兩個星期時間，剛剛完成前面一個部分，大約幾百字。他說還要繼續寫下去。

　　一個月后，再去看望巴金，他已經完成了這篇《懷念曹禺》。似乎想說的話很多，老人留戀的往事也很多。令人驚奇的是，靠每天一句一句續寫而成的文章，仍如他過去的作品一樣渾然一體，流淌著動人情感。還是那種真誠，似乎平淡的表述，卻又分明有著意猶未盡的深沉。我取走這篇《懷念曹禺》，后來發表於人民日報“大地”副刊。告別他時，巴金對我說，他還想繼續寫下去。他告訴我，1998年是鄭振鐸遇難四十周年祭。幾年前他曾經開始動筆寫懷念鄭振鐸的文章，可是一直沒有完成，他想在這一年繼續完成。然而，不到一年，巴金病危，不得不切開氣管搶救，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筆，已經動筆的這篇文章，不可能寫下去了。 於是，《懷念曹禺》，也就成了巴金漫長寫作生涯中最后發表的一篇作品。

　　巴金的最后幾年，心裡有激情，有想法，卻不能寫下來，繼而，他連與人交流的能力都沒有了。一個一直想把心交給讀者的作家，不能靠作品與讀者交流，隻能這樣無奈地與讀者告別。我想，這是巴金晚年的最大痛苦之一。

　　人們以往談到巴金，時常隻局限於他的文學創作，其實，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巴金還是一個卓越的出版家。巴金一生的編輯出版活動，從1935年開始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到1957年與靳以一起創辦《收獲》雜志，並長期擔任主編，直到2005年去世。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學叢刊”，十幾年間，出版一百多種作品，曹禺、蕭乾、魯彥、劉白羽、何其芳、卞之琳、羅淑、嚴文井、荒煤、汪曾祺、黃裳、黃宗江……一批作家的處女作或者代表作，都是經由巴金之手而問世。無形之中，形成了一個以巴金為中心的文化圈。這是一個寬泛的文化圈。不是流派，不是團體，沒有明確的、一致的文學主張，但巴金以絕不惟利是圖的嚴肅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斷力和認真的編輯態度、以真誠熱情的友誼，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圍。

　　“文革”剛剛結束，寫作《隨想錄》的巴金，同時親自確定《收獲》雜志的重點作品的發表。此時，他又一次走在時代的前列。從維熙、諶容、張潔、馮驥才、沙葉新、張一弓、水運憲、張辛欣等不少在新時期走上文壇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勵和保護。特別是，每當有年輕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評時，巴金總是公開站出來發表文章，聲援他們，為他們辯護。

　　從維熙談到處女作《大牆下的紅玉蘭》的發表，一直對巴金充滿感激之情：

　　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召開，“兩個凡是”正在與“實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對我寄來的這部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說，如果沒有巴老堅決的支持，在那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怕是難以問世的——正是巴老義無返顧，編輯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頭題的位置發表出來。當時，我就曾設想，如果我的這部中篇小說，不是投胎於巴老主持的《收獲》，而是寄給了別家刊物，這篇大牆文學的命運，能不能問世，我能不能復出於新時期的中國文壇，真是一個數學中未知數X！（《巴金箴言伴我行——賀巴金九九重陽》）

　　這些年，從我熟悉的蕭乾、嚴文井、荒煤、卞之琳、諶容、從維熙、馮驥才、沙葉新、張辛欣等幾代作家那裡，我常常聽到他們發自內心地對巴金的敬重與感激。

　　巴金心底一直擁有愛。批判丑惡，反思歷史，解剖自身，倡導說真話，無不是因為他心裡充滿著對這個世界、對人類的深沉之愛。晚年病中的巴金，如年輕時候一樣，心裡一團火，他願意用作品、也用點點滴滴的具體行為，將真誠的愛傳遞給讀者和陌生的人。

　　后來，我了解到，許多年裡，每當得知哪個地方受災，巴金第二天就會吩咐家人到郵局去，化名給受災地區寄錢。他十分關心“希望工程”，總是想著資助貧困孩子念書。他到底多少次為受災地區捐款，資助貧困學生，沒有完整統計過。他用的化名，收款人絕對猜不出是《家》和《隨想錄》的作者巴金。不僅僅如此，即便在巴金去世之后，九年來，巴金的兒女繼續遵照父親的遺願，仍舊匿名向受災地區和貧困學校的孩子們捐款。巴金，沒有離開我們。

　　三十年代初，年輕的巴金曾這樣說過：“讓我做一塊木柴罷，我願意把我從太陽那裡受到的熱放射出來，我願意把自己燒得粉身碎骨給人間添一點溫暖。”晚年他又說：“我惟一的心願是：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裡。”那麼，在紀念巴金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際，就讓我們讀他的書，體會反思精神，勿忘每個人自己肩負的責任，用愛充實自己，在獨立思考中前行。

　　如今，人們追思他，紀念他，不僅僅因為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從《家》《春》《秋》到《隨想錄》，曾以作品的力量深深影響過他的讀者和他的時代。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因為我們自身，在這個時代，更需要珍愛和傳承他留下來的精神遺產和文學遺產。

　　歷史，永遠是一種延續。

　　傳承，該是最好的紀念。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