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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輝:最好的紀念是傳承

——寫在巴金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際

2014-11-26 11:24:41|來源:人民日報|字號:

  一

  一個偉大、杰出的作家,既是時代的產兒,也是他所屬時代的代表。

  巴金走過漫長的百年歷程,他說自己是五四運動的產兒。1904年出生的他,在1919年五四運動中獲得思想、精神與文學的滋養、力量,走過風雨,在起伏跌宕的社會演變過程中,其生命一直走到2005年,最終與他經歷的時代永遠告別。

  歲月滄桑,跨越百年。

  巴金所經歷這一個百年,堪稱中國歷史上變化最為迅疾的百年。百年之間,晚清、民國、新中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朝代更迭,制度替換,思潮涌動,風雲變幻。多少風雲人物在百年歷史舞台上走過。有的如電閃雷鳴,來去匆匆,人們還來不及看清他們的容顏,就消失在無邊的夜色裡,沒留下多少痕跡﹔有的如大江大河,洶涌奔瀉,波撼千裡,人們仿佛永遠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動,聽見不息的回響﹔有的如潺潺溪水,沒有高歌,也非恢弘壯觀,但它執著,它堅韌,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巴金以他自己的個人姿態走在他的時代。

  我很難用一個單一的比喻來概括他。有時他如電,如雷,有時如激流,有時又如溪水。不同生命階段,他表現出不同的感情形態、生活形態。他就是這樣以獨特的生命方式走過一生。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復雜、矛盾的性格,都已成為巨大的存在,為我們解讀百年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個內涵豐富的范例。

  “把心交給讀者。”

  “講真話。”

  “我惟一的心願是: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裡。”

  這是巴金的心願。他的一生,也是竭盡全力這樣在做。

  巴金雖然已經遠去,感覺中,他依然與我們同在。他的作品,他在所經歷的那個時代發出的聲音,並沒有消散,依舊回響於我們生存的現實空間,時時撞擊心胸,提醒我們思考,總在告誡我們,歷史不會截然分開。

  二

  記得1978年年底,在復旦大學校園,現代文學史的課間休息時,我與同窗陳思和聊起巴金作品。聊到投機處,思和忽然建議:“要不我們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當即興奮地應了一聲:“好啊!”從此,開始動筆寫作《隨想錄》的巴金,成為我以后許多年的主要關注對象。不僅僅如此,因為關注他,我在大學畢業走進北京后,不斷拜望和採訪他的一個個老友,也成為那些年我的重要生活內容。

  第一次去看望巴金,是在1982年1月。我與陳思和走進客廳,坐在他的面前,談了一些有關他的研究方面的話題。我們帶著敬意走進他的會客廳,老老實實提問,然后仔仔細細地記錄。他呢,似乎也是老老實實地回答,沒有臨場發揮,沒有妙語連珠,如此而已。我顧不上捕捉當時的感覺,只是留下這樣一個淡淡的印象:他並非言語不多,但不是那種善於聊天的老人。他的表情一點兒也不豐富,甚至可以說過於嚴肅,因為他面對的是兩個陌生的年輕人,他得集中思路解答與他有關的一個又一個或大或小的問題。

  后來見到他機會多了,每次,我都覺得對他的性格的認識仿佛加深一些。上世紀八十年代,正是他一篇篇發表《隨想錄》的時候,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對自己靈魂的拷問,帶著濃重的、揮之難去的憂郁。巴金說過,他為讀者而寫,為讀者而活著。其實,他也是為歷史而活著,他用《隨想錄》繼續走著從五四運動開始的思想行程。他走得很累,卻很執著。有過苦悶,有過失誤,也不斷被人誤解,但他始終把握著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義寫得無比美麗。這就是為什麼八十年代人們以敬重的目光注視他,稱他為“世紀良知”“知識分子的良心”的原因。

  當年,讀《隨想錄》的那些文字時,我總要假設地去體會他內心的痛苦。這些從文字中感受出來的憂郁和痛苦,當坐在他面前時,我覺得完全可以從他的表情、他的聲調,甚至目光那裡得到印証。1985年,我與陳思和兩人合作的《巴金論稿》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我特意請丁聰先生為封面畫過一幅巴金的肖像畫,在丁聰的筆下,巴金也是一種痛苦沉思的神情,准確地突出了我所理解的巴金的特點。

  1991年10月,我去上海。在上海的那些天裡,雖然見到他好幾次,但基本上沒有像過去那樣與他長談。在見到他之前,我讀過他寫給在四川舉行的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又一次強調說真話:

  我不是文學家,也不懂藝術,我寫作不是我有才華,而是我有感情,對我的祖國和同胞我有無限的愛,我用我的作品來表達我的感情。我提倡講真話,並非自我吹噓我在傳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說明過去我也講過假話欺騙讀者,欠下還不清的債。我講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發現錯誤,可以改正。我不堅持錯誤,騙人騙己。所以我說:“把心交給讀者。”讀者是最好的評判員,也可以說沒有讀者就沒有我。因為病,以后我很難發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還是要用行動來証明所寫的和我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說明我自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一句話,我要用行動來補寫我用筆沒有寫出的一切。

  與他談話時,我向他提到了這封信,他隻緩慢地說了幾個字:“人總得說真話。”簡單到極點朴素到極點的一句話,對於巴金,他是用全身心擁抱它。

  1994年,新一屆巴金研討會在蘇州召開,我請蕭乾題詞,蕭乾寫道:“巴金的偉大在於敢否定自己。”會議結束后,我去杭州看望巴金,聽我念完題詞,巴金對我說:

  “我是這些年才慢慢否定自己,特別是經過文革之后。以前十七年那些年的風氣,寫一些文章都是不得已的。文革后慢慢明白。我現在九十把自己說的話兌現,講真話。自己把自己這樣限制,要求講奉獻,隻要是真正的奉獻。苦惱的是怎樣實現自己的話。我現在的想法都在《最后的話》裡。”

  他又一次與我提到托爾斯泰。“托爾斯泰離家出走,追求兌現講真話這一點。他把信放在抽屜裡,開始還沒有勇氣是否離開家庭。有人說托爾斯泰你說的怎麼不兌現。但他這樣做了。他最后帶著女兒出走,不久就死了。開始實施就結束了。我也感覺到這一點。文學或者別的什麼也好,我也沒有什麼。我想只是說真話。”

  他依然有他的憂郁。他似乎用無奈的目光和手勢對我說:“我最痛苦的是不能工作。”然而,他沒有讓這一遺憾佔據全部情感。“什麼都想得開了。名利對於我無所謂了。只是想為自己留下一個真實的人,不欺騙自己。”這些話,聲音很弱,但聽起來依舊鏗鏘有力。

  在第一次見到巴金之后的十幾年裡,他的外表幾乎沒有太大的變化,只是說話聲音越來越小,氣力越來越弱。他一次又一次闖過疾病關口,一次又一次挺過來重新拿起筆。

  三

  與巴金的最后一次談話,是在1998年年初。我去上海華東醫院看望他,他說正在寫一篇懷念曹禺的文章。說是寫,其實是“說”。他寫字很吃力,隻得每天口述幾句,由女兒小林記下,再念給他聽,加以補充。他用了一兩個星期時間,剛剛完成前面一個部分,大約幾百字。他說還要繼續寫下去。

  一個月后,再去看望巴金,他已經完成了這篇《懷念曹禺》。似乎想說的話很多,老人留戀的往事也很多。令人驚奇的是,靠每天一句一句續寫而成的文章,仍如他過去的作品一樣渾然一體,流淌著動人情感。還是那種真誠,似乎平淡的表述,卻又分明有著意猶未盡的深沉。我取走這篇《懷念曹禺》,后來發表於人民日報“大地”副刊。告別他時,巴金對我說,他還想繼續寫下去。他告訴我,1998年是鄭振鐸遇難四十周年祭。幾年前他曾經開始動筆寫懷念鄭振鐸的文章,可是一直沒有完成,他想在這一年繼續完成。然而,不到一年,巴金病危,不得不切開氣管搶救,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筆,已經動筆的這篇文章,不可能寫下去了。 於是,《懷念曹禺》,也就成了巴金漫長寫作生涯中最后發表的一篇作品。

  巴金的最后幾年,心裡有激情,有想法,卻不能寫下來,繼而,他連與人交流的能力都沒有了。一個一直想把心交給讀者的作家,不能靠作品與讀者交流,隻能這樣無奈地與讀者告別。我想,這是巴金晚年的最大痛苦之一。

  人們以往談到巴金,時常隻局限於他的文學創作,其實,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巴金還是一個卓越的出版家。巴金一生的編輯出版活動,從1935年開始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到1957年與靳以一起創辦《收獲》雜志,並長期擔任主編,直到2005年去世。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學叢刊”,十幾年間,出版一百多種作品,曹禺、蕭乾、魯彥、劉白羽、何其芳、卞之琳、羅淑、嚴文井、荒煤、汪曾祺、黃裳、黃宗江……一批作家的處女作或者代表作,都是經由巴金之手而問世。無形之中,形成了一個以巴金為中心的文化圈。這是一個寬泛的文化圈。不是流派,不是團體,沒有明確的、一致的文學主張,但巴金以絕不惟利是圖的嚴肅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斷力和認真的編輯態度、以真誠熱情的友誼,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圍。

  “文革”剛剛結束,寫作《隨想錄》的巴金,同時親自確定《收獲》雜志的重點作品的發表。此時,他又一次走在時代的前列。從維熙、諶容、張潔、馮驥才、沙葉新、張一弓、水運憲、張辛欣等不少在新時期走上文壇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勵和保護。特別是,每當有年輕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評時,巴金總是公開站出來發表文章,聲援他們,為他們辯護。

  從維熙談到處女作《大牆下的紅玉蘭》的發表,一直對巴金充滿感激之情:

  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召開,“兩個凡是”正在與“實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對我寄來的這部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說,如果沒有巴老堅決的支持,在那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怕是難以問世的——正是巴老義無返顧,編輯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頭題的位置發表出來。當時,我就曾設想,如果我的這部中篇小說,不是投胎於巴老主持的《收獲》,而是寄給了別家刊物,這篇大牆文學的命運,能不能問世,我能不能復出於新時期的中國文壇,真是一個數學中未知數X!(《巴金箴言伴我行——賀巴金九九重陽》)

  這些年,從我熟悉的蕭乾、嚴文井、荒煤、卞之琳、諶容、從維熙、馮驥才、沙葉新、張辛欣等幾代作家那裡,我常常聽到他們發自內心地對巴金的敬重與感激。

  巴金心底一直擁有愛。批判丑惡,反思歷史,解剖自身,倡導說真話,無不是因為他心裡充滿著對這個世界、對人類的深沉之愛。晚年病中的巴金,如年輕時候一樣,心裡一團火,他願意用作品、也用點點滴滴的具體行為,將真誠的愛傳遞給讀者和陌生的人。

  后來,我了解到,許多年裡,每當得知哪個地方受災,巴金第二天就會吩咐家人到郵局去,化名給受災地區寄錢。他十分關心“希望工程”,總是想著資助貧困孩子念書。他到底多少次為受災地區捐款,資助貧困學生,沒有完整統計過。他用的化名,收款人絕對猜不出是《家》和《隨想錄》的作者巴金。不僅僅如此,即便在巴金去世之后,九年來,巴金的兒女繼續遵照父親的遺願,仍舊匿名向受災地區和貧困學校的孩子們捐款。巴金,沒有離開我們。

  三十年代初,年輕的巴金曾這樣說過:“讓我做一塊木柴罷,我願意把我從太陽那裡受到的熱放射出來,我願意把自己燒得粉身碎骨給人間添一點溫暖。”晚年他又說:“我惟一的心願是: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裡。”那麼,在紀念巴金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際,就讓我們讀他的書,體會反思精神,勿忘每個人自己肩負的責任,用愛充實自己,在獨立思考中前行。

  如今,人們追思他,紀念他,不僅僅因為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從《家》《春》《秋》到《隨想錄》,曾以作品的力量深深影響過他的讀者和他的時代。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因為我們自身,在這個時代,更需要珍愛和傳承他留下來的精神遺產和文學遺產。

  歷史,永遠是一種延續。

  傳承,該是最好的紀念。

(責編:邱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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