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翎：故土，最持久的靈感源泉

　　11月中旬我去廣東省中山市領取華僑華人文學獎。我的新作《陣痛》，一部描寫三代女人在時代的陣痛中經歷生育之痛的長篇小說，獲得了第三屆中山杯華僑華人文學獎評委會大獎。這是我第二次獲得這個獎項。一個作家在相隔不遠的時間內兩次獲得同一獎項的幾率，幾乎接近於中了一張數額龐大的彩票。記得我打開評委會的郵件時，感覺輕微暈眩。寫作是一條單行線，一旦上路再無回頭的可能，而途中的艱辛和磨難也在隨時隨刻消耗著靈感帶來的自由和快樂。我雖不為獎項寫作，但獎項卻是這條孤獨的單行線上不可多見的風景，遇見了是意外，也是歡喜。

　　2009年，我來到中山領取第一屆華僑華人文學獎，主辦方帶領我們參觀翠亨村孫中山先生故居。我和老友劉荒田在故居庭院中發現了兩隻烏龜。我一輩子沒見過如此碩大的烏龜，它們看上去體重足有二三十斤。當日適逢孫中山先生誕辰，園內在舉辦各式各樣的紀念活動，密密麻麻的到處是各樣的旗幟和各路的游客，烏龜的周遭圍滿了看熱鬧甚至喂食的人。可是這兩隻烏龜完全無視四周紛繁的色彩和噪音，它們只是沿著院牆的邊緣慢悠悠地爬行著，盔甲上洒著一層厚重的午后的陽光。它們行動起來的姿勢很笨拙，頭一伸一伸，仿佛在丈量著地形和距離，手腳擺動的幅度很小也很緩慢，眼睛和耳朵似乎僅僅只是擺設。

　　后來故居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這兩隻烏龜曾經是中山先生童年時的玩伴。我不禁大吃了一驚：原來它們見証過中山先生從一個牙牙學語的孩童成長為一個偉人的過程，見証過中國歷史上從帝制到共和的巨變，見証過北伐和軍閥混戰，見証過日本侵略軍在中國國土上的肆虐，見証過國共兩黨的數合數分，見証過新共和國的成立，也見証過新共和國旅途中所有的大起大落。多少偉人已隨風逝去，幾個時代也都成為記憶，所有的喧囂和熱鬧亦煙消雲散，可是烏龜依舊還在。它們絲毫沒有夸耀自己的古老存在，它們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古老存在。它們的眼睛興許真的瞎了，所以它們才可以漠視潮流，漠視一切的關注。它們的耳朵也許真的聾了，所以它們才可以在如此的喧囂中保持著如此的榮辱不驚。當時我心裡涌上了一絲感動，我想難道真正的文學精神不也應該是這樣的嗎？最偉大的作家也會逝去，最熱鬧的獎項也會最終被人遺忘，最引人注目的熱點話題終將塵埃落定，而隻有文字本身，或許會像這兩隻烏龜那樣，活過一些瞬間即逝的東西。

　　我知道我成不了那兩隻烏龜，極有可能我會死在它們的前頭。但我總是可以用烏龜的精神勉勵自己，慢慢地蓄養耐心，把眼睛磨得不那麼尖銳，對無關緊要的事情可以視而不見﹔把耳朵練得不那麼靈敏，對紅塵滾過世界的聲響可以充耳不聞，把心放在心應該在的地方，安安靜靜地寫出心中生出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活多久，但我希望我的文字能比我長命，就像中山故居的烏龜比中山先生長命一樣。也希望文學能具備烏龜精神，能寂寞而長久地活在時代裡，並活過時代，可以回首來反觀時代的逝影。

　　今年再臨中山，對這個城市的印象裡又添加了新的內容。在當今這個一切以可量化的標准衡量收益的時代裡，獎項五花八門，林林總總，滲透到每一個專業的每一個分支。隨著獎項的林立，它們的含金量和影響力也日益萎縮。在這樣一種局勢裡，這個和一線城市還存在著相當大差距的城市，願意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來打造一個尚不能以數據來衡量短期收益的文學獎項，就折射出了這個城市對文化的敬畏之心和願意為文化承擔風險的誠意。

　　中山杯華僑華人文學獎的另一特色，是它把關注點放在了一個一直以來都處於邊緣化位置的寫作群體——海外華文寫作人身上。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曾說過：“離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種方式”。他指的是一個人在遠離故土之后，卻通過寫作回歸故裡的路程。一個人一生的記憶是一個大筒倉，童年和故土是鋪在筒倉最底下的那一層內容。成人后的經歷會源源不斷地在筒倉裡堆積存儲更多的東西，到了飽和的狀態，最先流溢出來的總會是最表層的近期記憶，而童年和故土卻是永遠不會走失的基礎部分。在我作為聽力康復師的職業生涯中，我曾接觸過許多阿茲海默症（俗稱老年痴呆症）的病人，他們都無法維系成年后的經歷記憶，嚴重者甚至不記得自己共同生活過多年的配偶，然而他們幾乎都能清晰地敘述童年的朋友和故事。童年、故土、母語是一串特殊的生命密碼，已經永久地融匯在一個人的血液中，從來不會忘記，所以不需刻意記起。故土對一個作家來說是最原始也最持久的靈感源泉，故土之外的所有土地都像是第二語言，可以通過學習變得熟悉甚至親近，卻永遠無法替代母語與生俱來的舒適和隨意。遠居海外，我渴望那種用母語書寫故土的愉悅，可以貫穿我的一生。廣東省中山市關注了這一群背負著巨大的故土記憶行囊行走在路途上的孤獨寫書人，我深感欣慰。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