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罪該領死的“虎”“蠅”就不該留活口

很久沒有聽到貪官因貪領死的消息了，今天終於聽到一例，不啻於初冬響起一聲驚雷，讓人不禁解氣稱爽。

12月10日，廣東第一巨貪，“處級貪官”張新華貪腐3.4億被判死刑。據《南方日報》消息，廣州中院一審宣判，白雲農工商原總經理張新華犯貪污罪、受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張新華貪腐達3.4億，梳理省內涉及貪腐案的金額，無人能出其右。

中國現行《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對犯貪污罪的處罰規定”：對犯貪污罪的，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依照下列規定處罰：其中，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也就是說，張貪腐3.4億該不該死不值置喙。我的問題是，對罪該萬死的“虎”“蠅”級貪官，本不該留下活口。

一段時期以來，對《刑法》是否廢除貪官死刑存在爭議。然而，爭議的結果是誰也說服不了誰，《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並未因為爭議而撼動﹔退一萬步說，即便“廢除說”被採納，等修改刑法后廢死也不遲。如果說爭議不足奇怪，堪稱咄咄怪事的倒是，現實中對貪官適用死刑的司法實踐卻面臨尷尬。

一方面，法院對貪官量刑過輕，死刑對貪腐失去威懾力。不妨回望一下，自胡長清以來，經成克杰、王懷忠、鄭筱萸，至早前的文強，貪官被判死刑(立即執行)者，相對適刑的龐大群落，堪稱鳳毛鱗角屈指可數，因貪腐而被判死者更是寥寥無幾。

另一方面，對貪官死刑適用網開一面，客觀上對貪官貪污數額屢創新高“沒有最高，隻有更高”起到鼓勵縱容反作用。有研究表明，從1996至2008十二年間，受賄犯罪死刑的平均受賄金額約上漲了105倍。1993年至1996年，因受賄而判死刑4件，受賄金額在17萬至60余萬之間，平均受賄金額為40萬余﹔1997年至1999年，因受賄而判處死刑4件，受賄金額在170余萬至520余萬之間，平均受賄金額為320萬余﹔2000年至2002年，因受賄而判處死刑11件，受賄金額集中在500余萬至900余萬之間，另受賄金額在200萬余至300萬余之間4起，受賄金額達4100余萬1起，平均受賄金額在880余萬左右﹔2003年至2005年，因受賄而判處死刑8件，受賄金額集中在500萬左右至3000萬之間，平均受賄金額1500萬余﹔2006年至2008年，因受賄而判處死刑4件，受賄金額在2200萬至1億之間，平均受賄金額在4200萬左右。

試看當下，一些落馬官員貪腐金額動輒以“億”計。如早先曝光的“三最女貪官”羅亞平，涉案金額多達1.45億元。這位遼寧撫順市原國土資源局順城分局局長，被中紀委批示為“級別最低、數額最大、手段最惡劣”。最近公布的兩隻國級“大老虎”貪腐金額都被報道用了兩次“數額特別巨大”。就法律經濟學上分析，既然貪10萬元最多不過死緩，貪10億元最多也只是死緩，為什麼不貪10億元？廣東第一巨貪張新華就稱自己“罪不至死”，要上訴。張認為他這麼大數額並不是一件很嚴重的職務犯罪，他覺得他有機會判緩刑出來。一個處級芝麻官居然膽大包天至如此程度，與其說其利令智昏加法盲，毋寧謂之刑法震撼效用式微落空。

我知道主張廢除死刑者兩條主要理由：一是慣例上外國少或無有死刑﹔二是實踐上死刑不足以震懾貪污犯罪發案。其實這兩條均站不住腳。中國與外國文化制度國情歷史階段不可同日而語，生搬硬套顯然有悖基本邏輯缺少充必理據。不妨拿建國不久對貪官劉青山張子善判處極刑案例說事。就刑罰角度窺，對劉張二人判處極刑，彰顯了刑罰懲罰功能、威懾功能和教育功能。鄧小平后來就曾說過：“1952年殺了兩個人，一個劉青山，一個張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當年曾揭發劉青山張子善罪行的李克才，后來也頗有感慨地說：“殺了兩個人，管了幾十年。”許多中國百姓也有同感：雖然區區兩顆貪官人頭，卻換來中國官場至少20年安定。如果說上述是正面佐証﹔這些年來，隨著對適刑貪官死刑適用減少，貪腐犯罪隨之呈高發頻發勢頭則堪稱反面佐証。

12月10日上午，河北廊坊中院對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受賄一案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劉鐵男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此前，劉被指控收受財物3558萬余元。應當說，相對於數千近億級貪官也被刑法網開一面的先例，這是一個不輕的判處。在我眼中，兩個案件傳遞的共同信號十分清晰，它讓公眾相信，在反腐戰役成為“新常態”的當下，未來無論“大老虎”級抑或“蒼蠅”級貪官，都勢必會得到依法量刑罪罰相當的制裁。

對罪該萬死的“虎”“蠅”就不該留下活口，這是依法治國的題內之義，也是維護刑法尊嚴，實現公平正義的應然和必然。（陳慶貴）

(責編：劉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