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畅：应鼓励二胎政策充分讨论

社评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近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份《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提出，中国生育政策应该调整，“应废止独生子女政策，放开二胎政策”。

生育政策在谨慎前行、碎步探索，与此相应的是政策建言时或有之，讨论正有限展开。现行生育政策执行30多年，国情经历了30多年的复杂变化，政府、专家以及普通民众都面临着更多新的考虑因素。这意味着，政策的刚性与具体问题的丰富性正形成张力关系，各种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各种认识亟须放到台面上来，逐一罗列与梳理。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体现国家长期战略意图。但是，长期战略总是以具体政策、阶段性政策来体现。至少，仅就具体的二胎政策而言，我们要展开充分的讨论。

不可否认，中国人口众多，资源消耗大，这仍然是个长期性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家庭结构以及人们的家庭观念也悄然变化。老年化社会正在到来，社会年龄结构开始失衡。人口红利的作用在消退，经济增长面临新的瓶颈。问题有这么多，涉及各层次、各方面，如果我们都不去讨论，甚至不敢触碰这个话题，就难免使政策继续为陈旧的观念形态束缚，无法总结各阶段得失，权衡利弊，从而失去吸纳问题的包容性。

我们发现，除了少数政府方面的提法，以及社会新闻带动的有限讨论，相关的讨论多体现为专业建言，由官方科研机构或“智库”提出来。这类建言也不乏争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这份报告就引来驳斥，例如，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接受采访说：“放开二胎政策，百害而无一利。”这说明，官方理论都可能存在深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存在，不可不为决策部门重视。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能仅仅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待生育。提供建言的专家和机构有各自判断，依托各自专业知识而据理力争，结果便造成一种循环往复的争议：新的人口政策能不能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目前的经济、社会问题又是不是人口问题或者人口政策所衍生。至于要以何种手段回应人口问题，以何种方式制定或修改政策，体现何种价值判断，往往没有成为核心话题。这就是说，一般民众如何看待生育以及生育权利，这可能是不受专业意见重视的。

我们不是不相信专家，但专家只是这个社会的智力支持，人们的生活切身感受却不可能完全由专业意见把持。在这个意义上，一般民众更有必要参与政策的讨论，甚至要鼓励民众成为讨论的发起者，以改变这个议题所呈现的狭隘视角和思维。

之所以要充分讨论，也因为相关的判断、建言掺杂了太多利益因素。生育政策衍生了庞大的执行机构，作为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容易倾向于政策稳定、刚性的维持。失去辩论空间，政策难免为利益背书。改变政策可能面临利益阻挠，但讨论政策不必有此顾虑。修改政策抑或改革总是最先体现为话语的交锋与争辩，而言论的格局，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改革空间的分布。

应当鼓励二胎政策充分讨论。政策要不要放开，分步还是即刻放开，多大程度上放开，这里存在讨论和争议的空间，更有待凝聚新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