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欧洲和美国的工业革命一样,中国的巨大变迁也是有代价的。 |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11月11日文章 2002年春天,我作为一名记者来到中国工作。几个月后,中共召开十六大,完成领导人换届。当时,老式的国有企业制度和铁饭碗已被废除,变化无处不在。
各种事实证明,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事务,财富也在不断扩大。奢侈品商场和汽车经销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北京、上海以及杭州等一些规模稍小的城市。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市场,并且仍在扩大。
2003年暴发的“非典”让已经增长的汽车需求更为迫切。人们担心乘坐公交车会感染病毒,因此收入较高的人开始大举买车。每天新上路的汽车数以千计,同时越来越昂贵的车型取代常见的大众和雪铁龙。保时捷等豪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北京街头。5年前我还对此感到惊讶,现在却已屡见不鲜。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便捷多了。不仅餐饮业蓬勃发展,购买进口食品也方便了。在北京,漫长的冬天也能吃到新鲜蔬菜,人们不用再储存大白菜过冬。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咖啡还很少见,现在中国约有570家星巴克。
与欧洲和美国的工业革命一样,中国的巨大变迁也是有代价的。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成年人离开家乡,前往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工厂务工,“留守儿童”多达2500万。经济收益背后的代价除了家庭破碎,还有健康恶化。我在宁波一些工厂参观时,一名经理告诉我,他们工厂的工人只能在生产线上干两年,因为生产使用的喷雾涂料会让工人患上肺部疾病。
毫无疑问,中国过去十年最大的视觉变化是随着2008年奥运会到来的,众多的体育场馆和建筑杰作拔地而起。奥运会后接踵而至的是全球经济危机,然而经济危机恰恰让中国的地位得到强化。在充足的外汇储备保障下,中国人的声音更加洪亮。
这种新姿态甚至体现在最普通的社交场合中。不久前,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家设宴,席间开玩笑说需要多认识些大款朋友,而屋子里的外国面孔不是记者、作家就是教师、艺术家。他笑道:“都是些穷人!” 然而在过去,中国人有几个外国朋友是件特有面子的事。(作者凯瑟琳·麦克劳克林,田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