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晴：中国崛起，也是亿万人苦干出来的

最近，电视剧《温州一家人》正在热播，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某家庭奋斗创业的故事，剧情让人感动，也让笔者思考中国30多年来崛起的另一个因素。过去我们常讲制度、执政党领导力的贡献，这是对的，但人文因素也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崛起，是不断改革开放带来的，也是亿万人民干出来的。

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是罕见的一种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而且一直延续下来。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都中断过，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是从阿拉伯典籍中寻到精神火种的。中国在农耕文明时代曾领先世界，但中国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大河治理和灌溉农业为生存之必须，有研究者认为，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生和演变的重要因素。

在与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的抗争中，中国人养成了极能吃苦、极能忍耐、极能开拓生存之路的民族品格。在云南和顺，有男孩成年后必须向南闯的民俗，其离家出走，颇具悲壮色彩。美国修造东西大铁路，招募的近十万华工居功至伟，其吃苦耐劳，善于学习的能力让工程组织者感叹。但在工程竣工典礼上，却没有华工的一席之地。

在中国当代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人的这种民族品格发挥了重要作用。数亿农民加入工业化大潮，对中国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从劳动密集产业起步的工业原始积累，均作用巨大，居功至伟。相比西方靠殖民掠夺和羊吃人而完成工业原始积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要来得“干净”。

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不同地域的发展也有不同的地域人文特色。例如，广东、福建一带有向外闯的传统，侨汇侨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比较大。浙江的工商业传统比较强，民营经济比较发达。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拥有一种能迅速集资的信用机制，使其在中国经济中独树一帜。江苏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有较强的集体经济，干部“对搞经济有浓厚兴趣”，走出了有名的苏南模式。近十多年，在中国工业向高端演进的过程中，不同地方都在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尝试和变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以变应变的适应能力。

近代以来，中国在工业文明时代是落在后面的。落后就会挨打，也是上两个世纪的一个基本事实。由此，中国人形成发愤图强的集体意识，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和工人中，有邓稼先、钱学森的“虽九死而不悔”，有王铁人的“宁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这种集体意识成为中国工业化的精神支撑，同时也成为一种国家意志。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中国人的勤劳、坚忍、灵活、大局意识和发愤图强造成了中国工业化的独特路径。在中国已初步实现工业化的今天，这些民族品格仍是不可离弃的。这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也是中国作为有声有色大国存在的精神内核。（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