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西方经济学认为国有企业会阻碍自由的市场经济,但在中国,它们是整个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促进了市场竞争,又建立了自我监督机制,而且这种机制比来自外部的监督更有效。 |
民族利益取代个人利益
在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居核心地位的个人利益被民族利益取代。
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市场需要在政府的控制下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由,而经济发展又被视为衡量个人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的主要指标。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如果中国能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这些目标很容易就能实现。由此传递出来的深层含义是,个人生活水平提高和国民经济发展这两个目标将并驾齐驱。这样的发展于国有利,于民有益。
在俄罗斯,寡头政治的泛滥反映出政府的不管不顾,而在美国,政府对银行频频出手相救则体现出贪婪超越了理性。这两个国家给予我们的教训或许是,没有监管,就会无法无天。
而中国模式告诉我们,只有合理的监管、只有平衡的体系、只有把“小康社会”而不是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才能实现成功的发展。(作者迈克·汉纳)
影响经济能力远胜西方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11月13日文章】题:胡锦涛在过去十年平衡了中国的改革日程
改革开放开始的20多年,中国一直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口号也没变过,都是效率第一,公平次之。但最近十年发生了社会转变,现在的观念是既要效率,也要公平。这的确是一大社会转变,但与福利国家还相距甚远。但实际上十年前在日程中没有的主题现在的确有了。这是领导人进行思考的结果,将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科技问题和软实力等问题纳入日程。
在世界任何地方,一项新公共政策的发展至少需要10年至15年的时间才能见成效。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情况就更复杂了。需要注意的是,整个进程的轴心之一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想要改变发展模式,就不能加速,必须减速,因为中国就像是—辆要变换轨道的列车,要变轨就不能用可能会导致脱轨的速度前进。
发展方式的转变非常复杂,并非容易完成的任务。国内外人士都很清楚,旧的经济模式已经桔竭,时日无多。要想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中国必须提高增长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