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治家报：欧洲需要对中国有新的展望【2】

在中国看来，欧洲真正的好处是制衡美国。不过，这需要欧洲大陆团结一致并对抗美国（哪怕只是偶尔为之），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难以做到。反过来，欧洲人梦想着形成一种战略关系，让中国成为全球安全格局的促成因素，而这种格局仍然由欧洲人主导，以欧洲为中心。中国无意接受这样的安排。因此，双方默认的态度仍然是集中开展贸易，而不是在领导人之间形成更加微妙和具有个人色彩的关系。

2009年被任命为欧洲外交政策负责人后，凯瑟琳·阿什顿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对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成果是一份政策文件，里面满是陈词滥调，读起来就像大学本科生的论文。该文件从此没有下文，阿什顿后来再也没有重新开展这项工作。

由于这个缘故，欧洲与中国的对话仍然受到三个在很大程度上毫不相干的议题的困扰：欧洲1989年实施的武器禁运——所有人都认为应该取消禁运，但谁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以及何时下手；尽管欧洲和中国历来采取忽视态度，但“人权对话”接连不断地惹人愤怒；还有要求中国作出无人能够说清的让步、以换取欧洲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含糊承诺。

大多数欧洲人对明天的中国并没有太多期望。作为德国的顶级学术机构之一，贝特尔斯曼基金会最近展开的舆论调查显示，有82%的德国民众认为，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保护环境的问题上，仍将由欧洲而不是中国发挥决定性作用。此外，有三分之二的德国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崛起不会促进世界各地财富的更公平分配。或者换句话说，中国崛起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什么都无法改变。

就连欧洲政界都抱有这种听天由命的观点，认为中国就是一台压路机。它不可阻挡，但其作用是压扁今天的世界，却又不会创造出任何有用的东西作为替代。

欧洲人不明白，由于他们无法与中国形成更广泛的关系，确实会产生长期后果：新领导人上任后，欧洲将不得不与一个迥然不同的中国打交道。（作者新加坡《海峡时报》驻欧洲记者乔纳森·埃亚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