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文：毕节悲剧拷问“无处安放的童年”

过去几天，贵州毕节的一个垃圾箱牵动了亿万国人的心，甚至引起了海外的关注。5名流浪男童为了取暖，在路边垃圾箱内生火，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悲剧发生至今已经第6天，毕节市相关官员受到问责、处分，但社会对此事件的反思依然汹涌。

很多人将矛头直指政府：在接到家长报案后，公安为何没能及时找回失踪的孩子？当地社会救助站为何没能发挥作用，为这些孩子提供温暖的栖身地？

诚然，政府对这场悲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痛定思痛，我们发现，这起令人痛心的个案发生，是多个社会问题交织浓缩的结果，我们从中看到了留守儿童的无助，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政府救助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保护未成年人的权责不分明……

再进一步说，这出悲剧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纠结和阵痛的一个缩影。据了解，5个遇难孩子中有4个辍学，尽管老师屡次动员，但他们都以“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为由拒绝上学，离家出走也不是第一次。也许在过去的乡土中国，不想上学的孩子还有别的选择，他们可以练一门手艺，或者干脆帮家里务农，当人被束缚在土地上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稳定的，族长也可以充当大家长的角色，通过礼俗教化乡民共同抚养和帮助族中孩童。

而在今天，传统的乡土社会已然瓦解，大家族分裂为单细胞的家庭。在城乡二元化的现状下，家长对待孩子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一边是城市家长溺爱孩子、家庭的资源过度向孩子集中，一边是农村家长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淡化了“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在自己打拼生活的同时，似乎不再那么重视孩子了。

当那些缺爱、失助的农村孩子逃离学校、逃离单细胞的家庭，他们就变得无处容身，在庞大复杂的社会里无处安放自己的童年。流浪儿童所进入的，是各个社会机构之间相对空白的地带：在这里，政府的手伸得不够长，覆盖得不够宽；而民间的力量又很少介入。

救助流浪儿童，保护未成年人，民众觉得这理所应当是政府的事，但在现阶段，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政府分配资源的力量有限，无法全部担当起来。谁来为那些游离于主流社会结构之外的孩子提供一片遮风挡雨的屋檐？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不少民间机构和组织，以各种形式加入到救助的队伍中来。并且，面对救助需求多样化的社会现状，民间组织的灵活性有时反而可以使救助工作更容易实现，弥补政府救助的不足。

未来，我们希望国家在法律上更加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从制度上更方便和鼓励民间救助机构的加入；希望地方民政部门、教育部门、公安部门和社区居委会能够通力合作，提高效率，改进方法，不要互相推诿，真正服务于人民；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机构、更多的志愿者和普通民众共同关怀、救助流浪儿童。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保护孩子不被社会转型期的摩擦所伤害，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家庭、学校、政府、民间应当形成合力，营造一个健康、温暖、和谐的成长环境，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安放他们的童年。

（作者为海外网评论员）

海外网评论频道原创，转载请注明来源海外网，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