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交通违法记录拟与个人信用挂钩的前提

　　12月2日，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公安机关将大力推进交通安全诚信体系建设，研究推动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记录与个人信用、保险、职业准入等挂钩的工作。(《新京报》12月3日)

　　以往人们听到个人信用的“黑名单”不以为然，但银行信用黑名单实施几年来，人们开始知道这一“黑名单”的厉害，上了这个“黑名单”，再与银行打交道真是寸步难行。如今，对付交通违法这个痼疾，公安机关准备将其与个人信用、保险、职业准入等挂钩，我举双手同意。 看看我们每年因为交通事故死伤的人数，看看我们远远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交通事故率，就知道其必要性。但是，在挂钩之前，不解决好几个前提，恐怕这个效果也要大打折扣。

　　技术问题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简单的事情。如今，我们在一些领域没有建立“黑名单”，更没有实现各种“黑名单”之间的联网。但是，在信息时代，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在技术上已经不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有法律依据，通过立法来赋予有关部门建立“黑名单”以及进行联网共享信息的权力，然后督促有关部门建立相应的信息平台。所以，“交通违法记录与个人信用挂钩”要解决法律依据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好信息联网等技术问题。

　　但是，光有法律依据和技术力量建立了这种“黑名单”也不行，这个“黑名单”本身要体现公平、公正，否则就不如不建，因为在一个法治社会，不能仅强调打击和震慑作用，更应当体现对权利的保障。而“黑名单” 公平、公正的前提是公安机关自身的执法公平、公正和相应操作规程的科学和合理。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科学地设置各种交通标识，让交通违法人能心服口服。有些地方交警为了罚款目的，在不该设置限速的地方设置限速，有些交警对尾随大卡车无意闯红灯的小客车也照罚不误。不科学的设置交通标识，陷公民于违法之中，进而记上“黑名单”，是对公民权利的损害，这种“黑名单”肯定得不到公民的支持。

　　第二个问题是，个人信用、保险、职业准入都与公民的权利有重大关系，交通违法记录与这些挂钩，必将影响到公民权利行使。那么，什么样的交通违法与这些挂钩，有关部门就必须好好研究，不能是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也挂钩。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交警部门执法的公平性，有些地方对特权车交通违章视而不见，甚至被电子摄像机拍摄到了也可以删除。如果官员和享受特权的人，连交通违法都不处罚、不记录，那么，专门针对普通公民的“黑名单”就失去正义性。

　　最后一点，是有关交通违法记录也要研究一下救济程序的问题。任何东西，哪怕是机器操作，都有可能产生失误，那么，交通违法信息出现错误时，特别是上了“黑名单”后，要设置合理的程序让公民有权提出异议并得到救济。再有，交通违法记录上“黑名单”是否也要设置相应的年限，比如一些相对较轻的交通违法记录上了“黑名单”后在过了一定年限后，自动消除，给公民一个改过的机会。

　　希望“交通违法记录拟与个人信用挂钩”的做法，能公平、公正和透明，让公众信服，让“黑名单”既发挥威慑作用，又体现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