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任伍：遏制隐性福利，中国反腐的新课题

　　近几年来，“隐性福利”屡屡出现在公众视野，冲击国民的神经。例如，某央企在一线城市的闹市区以仅为市场价1/8的价格分福利房；某些机关幼儿园每年获财政补贴数千万元……凡此“隐性福利”，甚至延伸至大米、肥皂、手纸、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涉及相当一部分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垄断企业。综观这种“隐性福利”，具有下列几个特征：

　　首先，支撑“隐性福利”的背后是强大的“隐性权力”。“福利”是政府向全体居民、特殊职业、弱势群体实施的一种普适待遇，但“隐性福利”则是在政府法律法规之外，伴随着“隐性权力”滋生。这种“隐性权力”往往从小集团、单位利益出发，通过“公共权力”的“擦边球”方式，向本单位职工支付各种待遇。

　　其次，享受“隐性福利”的群体一般是掌握“公权力”的公务员和具有垄断地位的国家企事业单位员工。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本身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公共财政的受益者和垄断利益的获得者，同时也是不同层次上的公共资源的支配者。他们中很多具有人民公仆的身份，一般由纳税人供养，旱涝保收，衣食无忧。特殊的地位、特殊的功能，决定着他们拥有更强的话语权和获得更多权益的便利条件，因此，“隐性福利”实际上会导致“扶强抑弱”，不利于弱者。

　　最后，“隐性福利”的运行并不规范，游离于法制法规之外，是对现行分配制度的冲击。因此，“隐性福利”是放不到阳光下的不符合现行法律政策的东西，它只能在隐蔽的状态下运行，无法公开、透明地运行。

　　一般而言，“福利”作为工资、薪金的一种补充，是具有公开性、普适性、可衡量性特征的。很显然，“隐性福利”绝不是所谓的“灰色收入”，但也不是简单归类为“福利”，而是中国特有的、赋予少数人员的非货币性收入特权，它虽然合情，但并不合理，对整个社会分配制度和分配秩序有相当的破坏作用。过多的隐性福利，很可能会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隐性福利”实质上是少数人的“隐性腐败”，是新时期中国特色腐败的一种新形式、新变种。

　　消除“隐性福利”实质上就是消除“隐性腐败”，它是腐败与反腐败相持阶段反腐败的重要内容，是反腐败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必须采取系统的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治理。笔者认为，要消除这种“隐性腐败”，一是一切收入货币化、阳光化、制度化，杜绝非货币性分配的隐性收入或“隐性福利”，遏制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隐性福利”；二是建立健全的专门账户制度，所有人特别是相关人员的所有收入全部进入专门账户，开好“前门”，关闭“后门”；三是严格财政预算和决算，明晰福利制度、法规和政策，明确福利的范围、种类和实施，让福利显性化、透明化，继续让工作人员的各种收入和福利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四是建立严格的福利监管制度，从制度上管好权力，让公权和执法权远离金钱利益，不给权力留出自由支配收益的空间，对违规“打擦边球”、搞“隐性福利”的单位和个人追究法律责任，从而对“隐性腐败”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消除五花八门的“隐性福利”。(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