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习近平为何仿效邓小平南巡？

盘点十八大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施政作为，显然经过精心谋划和设计，颇见章法和套路。

在十八届一中全会后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中首位面向公众发表就职演说者。回过头来看看，在这份演说中，他说要对民族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俨然提前在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宣誓，并实际上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他履职后的施政总纲和重点，即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总目标，一方面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另一方面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党自身存在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紧接着在展开施政后的第一个月底，他又率领最高领导机构成员集体参观《复兴之路》陈列展，再次发表公开讲话，象征意味极为浓厚。他从中国自近代以来的苦难历史和一代代人的奋斗历程得出，所谓的“中国梦”最终归结为一个目标、一条道路、一种精神和一项共识。一个目标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条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种精神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项共识即“必须坚定不移，长期艰苦努力，把党建设好，把国家建设好，把民族发展好”。因为只有国家好了，民族好了，大家才会好。他是以此呼吁国民以中国的沧桑历史为参照，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弥合分歧，凝聚共识，戮力同心，摆脱虚浮，艰苦努力，真抓实干。

现行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为习近平发表宪政演说提供了契机。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集会上，他首先照本宣科地对过去30年以及中共建政以来宪法实施的历史经验和不足进行了总结，这一部分仍然是旧调重弹，缺乏新意，乃至不乏溢美之词，不过他的演说重心部分却在其后对完善国家宪政体制和法治体制的论述上。他强调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虽然现行宪法并非一部适应和合乎时代要求的宪法，但即使如此，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仍然大打折扣。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习近平特别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去掉当代政治话语体系中的繁文缛节，以下的核心理念至关重要：

宪政体制下，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各级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宪政体制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

宪政体制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宪政体制下，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要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在同一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还主持通过了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与此相关的是，被称为搞经济的能手和危机处理高手的王岐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纪委书记，舆论盛传他亲自向人们推荐阅读十九世纪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十八大后在网络助推下，反腐败一浪接着一浪，渐成频密态势。

习近平当政后最为意味深长的动作是，改变其前任膜拜红色图腾的“传统”，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20年后，仿效其曾经走过的路，从深圳，到珠海、顺德，再到广州，轻车简从，带头落实上述规定，探访民生，倡言改革。

在绝对权威已成历史过去时的当代，以激烈政争和内部妥协的方式催生的新一届领导层从上任伊始就充满了危机感，并对自身以及中国存在的问题和症结有着相对比较清醒的认识，为了扭转执政党腐败堕落和官僚主义的形象，克服中国发展道路上日益堆积的巨大矛盾和困难，提高其凝聚力、公信力和领导力，习近平领导的新班子时不我待地向海内外发出推进改革的强烈信号。

现在看来，改革的总基调已定，只不过改革的优先次序和路径选择，尚不明朗，引发了外界揣测纷纷。就像邓小平的南巡为启动新一轮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样，习近平的南巡也将为中国接下来重大的改革主题确定方向和重点。南巡，既有吸取基层智慧，为改革建言之意，也有广为吹风，造成强大改革声势的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出发前，最高领导层已经达成了改革共识。

从各种现象看，特别是作为核心领导机构重要成员之一的王岐山推荐大家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以及执政党自苏联解体以来，一向对苏联式激进改革路线的恐惧和警惕，就说明不能指望会发生惊天动地的重大改变，渐进式但有突破的改革应该会成为执政党的主要追求。并且从对团结一致、达成共识的呼吁本身看，也是期待民众再给执政党一点时间，从容进行改革，谋求通过可控的变革达到国家转型的目标。

中国经济处在十字路口的局面肯定十足地困扰着领导者们，摆脱经济上的困难，并从制度和体制上向前推进一大步将会成为执政党的首选目标。重点表现就是为政府主导型威权经济体制松绑，权力能多大程度退出市场就多大程度退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对要素和资源的基础性支配作用，积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制和环境；启动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增进消费，活跃国内市场。

反腐败和改善执政党的形象将成为政治改革的初期主要着力点。反腐败的重点是现有对腐败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制度的执行，包括对网络反腐的支持，以顺应民意；其次，则是通过改革政府体制和经济体制，减少各级官员介入、干预经济、社会具体事务的权力，减少权力寻租空间；第三，则是完善宪政下的法治体制，强化宪法和法律权威，以惩戒机制防范腐败势头的蔓延。作为改善执政党形象的另一部分，则是对包括八项措施在内的党内纪律的执行以及对细则的完善，以此形成约束党员领导干部的制度和机制。

在政治改革之前，可能将会更加强调对体制内制衡因素和监督因素的贯彻落实，发挥现有制衡和监督机制作用。比如在宪政体制下，全国人大、政府、人民法院、检察院依法各司其职；也可能会加强对言论自由的开放和保护，在不触及根本利益的情况下，鼓励互联网发展，包容和支持网络舆论对国家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批评，扩大公民权利。

促进公民社会发育和社会组织成长，发挥社会在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中介作用，缓冲社会矛盾和问题，将是执政党在社会建设方面的重要选择。一个褊狭的社会使得各种混乱因素从公民直接延烧至执政集团，令其疲于奔命也不讨好，最终失信于民。因此，在有限程度内，在执政党的有效领导下，放权于社会，促进公民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势必将很快提上日程。

改革以及其程度和成效，取决于执政党对国家、民族、公民的责任感和改革意愿、执政党克服利益集团阻力的能力以及执政党聚集民意、民力参与国家事务的能力，三者缺一不可。以谨慎乐观的眼光看待，目前已经展现出了改革的初步意向，然而即使进行有限的、渐进式的改革，关键也要看执政党是否具有改革勇气，能否以国家、民族、公民利益为重，积极调动各种优势因素，破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以历史使命感自我鞭策，将改革意愿贯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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