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青杨：政改该有条件的赦免贪官？

特赦贪官也许是政改必须出的代价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若想减少官员财产公示的推行阻力，应对贪官有条件的部分赦免，以换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如果我们用“绝不赦免”的方法，无疑只会让他们成为政改阻力者。可以推算，“腐败呆账”只会越来越多，存量会越来越大，抵抗也会越来越顽强，最后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破的态势。专家建议赦免部分退赃官员以换取支持政改，此番言论一出立即引起网民们支持与反对的巨大争议。

关于特赦的争议，老百姓会不会同意？

这个建议自然遭到了不少人的强烈反对。反对者质问，如果赦免原罪，被掠夺的公有财产就这么算了？这种建议客观上保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非法所得，你问问工人农民会不会答应？何况赦免贪官“原罪”既不合法，又保护了既得利益者的非法所得，此例一开，这种无视法治尊严、建立在践踏法律基础上的“改革”，将把中国带往何处？更有人质疑，真不知提出此建议者是何居心？

大部分人都对贪官无比痛恨，因此我也充分理解反对者的心情，但问题在于，即便对贪官的“原罪”绝不赦免、绝不宽恕，我们又能怎样呢？如果我们反向思考，如果我们自己是贪官污吏，就会认为改革是自寻死路，老百姓会清算我们，后果很可怕。与虎谋皮，直线推行政改，“账”自然算不通。只有一种换位思维和社会族群的和解，才有可能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官民对立，贫富对立。这就需要设计一种激励机制，把贪官污吏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主动去搞政改，一旦他们有了积极性，前景就比较乐观了。

政改目前最大的阻力在哪里？

此前有媒体提供两组数据，一是网络调查九成民众支持对官员财产进行公示，二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做的抽样调查，97％的官员对申报持反对意见。从数据上来看，双方意见尖锐对立，谁也不能说服谁，谁也不愿意做出半点儿妥协和让步。试问如果你是既得利益者，你肯放弃既得利益吗？但如此一来，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迟迟不能建立，同时官员腐败因缺乏制度的有效遏制，逐渐形成“腐败越来越严重，贪官越来越多，官员财产公示的阻力越来越大，腐败越来越严重”的恶性循环。难道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

如果说中国以前的政改阻力，来自于意识形态，即原教旨主义的纯洁论。那么现在的改革阻力，意识形态的阻力已经很少，实质阻力已经是既得利益集团。因为政改意味着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权力重新分配必然导致的社会资源、社会财富、社会地位的重新调整。而这种调整都会导致既得利益者丧失部分好处。阶层和解，让既得利益的有权者能够有改革的动力和积极性，必须解除其后顾之虑。否则他会把改革阻止到最后一刻，即革命暴发为止。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政改已到了非进行不可的程度，哪里才是最好的突破口而又能以和平的方式、不必冒着有人起来革命的风险、在最能减少经济和社会成本的前提下平稳地进行？此时我们不妨重温布坎南那句话，“没有一项政治制度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愿望，面对不可避免的冲突，人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暴力，要么妥协。”是二选一促成了妥协，如果没有“暴力选择”的存在，妥协也就不成其为妥协，只能沦为一方良心发现的赏赐或乞得之物。

特赦也许是政改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1993年韩国总统金泳三以身作则，在腐败积重难返的韩国闪电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反腐风暴中，数千名官员受到惩处，包括国会议员、法院院长、部门长官、空军和海军总长等高官显要，一度造成政局恐慌。中国如果也经历这样的反腐力度，政治和社会能不能继续保持稳定的局面，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同样1977年，当香港宣布对当年10月1日前警察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当时也遭到了民众激烈的反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赦免是正确而值当的。

反对赦免贪官“原罪”的朋友，不妨认真研究一下香港的这个成功案例。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写到，威权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改革，执政党主导改革；第二种是替代，民众推翻政权；第三是改替，中间状态，官民势均力敌，上下协商改革。第二种替代性转型伴随着清算，而第一种改革，政府主导的改革，目前还没有任何清算的先例。这就是说，在世界历史上，政府主导的改革全部伴随着事实上的大赦。

何况我们讨论的不是单方面赦免，而是有得有失的政治交易。赦免罪恶固然不公正，却可以避免更大的不公正——恶人更加得势，良民更加受害。两害相权取其轻，按照政治妥协的逻辑，以赦免贪官“原罪”换取官员对财产公示的支持，换取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出台，可能将是中国改革不得不付出的必要的代价。只要既得利益群体认同人类的现代民主文明，赦免他们的过去，一切从新的起点开始，中国将摆脱千百年来的朝代不断轮回的宿命，既得利益群体将变成现代文明的中坚力量，中国的历史就就此掀开新的篇章！ 

（原题：特赦贪官也许是政改必须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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