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信仰自由才能重构社会

当下的中国可谓众声喧哗，乱象纷呈。最高政治权力还要高举旗帜，坚持理论，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坚决不走邪路，拒绝普世价值。中下层权力体系已呈结构性固化，深层腐败，公权膨胀，肆意横行，任你反腐风吹浪打，咬定权力不放松。专政机关公然参与商业攫取，共同谋取暴利，为此不惜草菅人命，助纣为虐。普通公务人员视升迁与利益占有为人生之目标，一方面对于上位权力恨之入骨，欲早日攻卒之为快，一方面又拼命争取代之，时刻梦想风水轮流转，有朝一日官运到我家；教育界依然一统教育霸权，人为制造教育等级，分划受教育不同等权利，制造寻租空间。高等教育视权势为上，泯灭人性，竟有十几所名校拜酷吏王立军为师。中等教育，三六九等，操纵天价择校，唯升学是图，残害一代英才。幼儿、小学教育渗进商业理念和官场规则，高度产业化，唯利是图，使腐败之毒深入肌肤；医疗卫生机构官民林立，各自营利，只为利润试比高。所有公私医院不以救死扶伤为根本，而以金钱赢利为目的。医疗黑幕、医药黑幕、天价处方、责任医疗事故频频曝出，世人无不惊恐，只能练气功自救，或借拍打关节穴位防身。及之寿终在即，依然不敢告别尘寰，不是留恋罪恶世界，而是死有障碍。一则丧葬业为国有寡头垄断，进行最后最狠最毒之切糕，一则墓地如房地产业泡沫之膨胀，下层民众死无葬身之地，只能青烟直上重霄九；文化学术界山头旌旗飘飘，大师凛凛，都想占山为王，一统天下。名利之心，空前绝后，千古奇观。官派文人占尽国家资源，享有学术权力，打压民间思潮，称霸文化阵地，坐收官权之利。司马、孔庆、于丹之流鼓荡如簧之舌，颠倒黑白，愚弄读者，混淆是非。成批伪文人、伪学者钻占天时、地利，只为名利双收，不问苍生疾苦。塑化剂、三聚氢氨无害论，上访者皆精神病论均出自官方学者之口，如此学术成果，独步天下，世人惊骇，叹为观止；商业界及其民间社会自然不甘示弱，欲与官、学试比邪。你有巧取豪夺，我有商品注水。你有贪腐敲诈，我有三聚氢氨。你有手术刀，我有苏丹红。你有激情杀人论，我有福尔马林。你有假唱，我有人工鸡蛋。你有大檐帽，我有假酒烧你的胃。你有红袖标，我有假烟熏你的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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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反映王朝末年常见的影视剧景象，也是从小被教育的国民党时期的状况，或者说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然而这一切并未在历史和今天的他处，这一切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不是我们天天奚落的朝鲜，也不是我们小看的非洲，这一切就在中国。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段正在发生的历史，我们都是历史的罪人，因为我们还未能改变这一切，还正在把它传承给未来的人们，还要让下一代人继承前辈的罪恶。

中国历史以来虽然经历了诸多灾难，虽然王朝频频更迭易手，皇权专制也曾践踏人民，但整个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出现高度分裂，也从未出现今天这样的精神危机和信仰真空。过去的历史中，虽然上层有权力斗争，但在社会阶层始终守护着基本的道德底线，传统家族体系和乡绅发挥着自我净化作用。那个时候的司法还以追求公正为目的，医生还以救死扶伤为天职，学校还以教书育人为根本，商人还以诚信为荣，人民还以欺诈为耻。那个时候，武人还以奉献生命为荣耀，文人还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但是，今天的中国不仅已经失去了各种职业伦理底线、公正正义、道德良知，甚至连生命都已给利益让路。最具风景的是，人们一边痛恨官员的腐败，每有高官落马，哄客一片欢呼，权势风流之事，尽成茶余饭后谈资。同时，又拼命追捧官员，贿结权贵。即使底层民众也最乐谈论官员的升降排序，普通的同学聚会也以官阶大小定分次序，其中的飞黄腾达手握重权者会受到热捧、追逐。人们一方面自由和权利受到严重侵害，一方面又对身边的受害者保持冷漠。偶有挥刀奋起者，众人不是充当看客，过过消遣之瘾，就是鼓动他人革命，而自己则明哲保身，护好羽毛。在正常言论被堵塞的公共空间，微博成为人们表达意见、发泄愤怒的平台，但是随着道德和信仰的缺失，这一民间社会的草根平台迅速演变成名人表演的名利场，连虚拟的名誉资源也开始造假。只要看看那些对娱乐化、暴力化、情绪化内容的热转，就可看出人性的脆弱，其中已经映出这个时代的人间百态。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是我们生活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但在我们脚下，还在我们的手中。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造成中国社会如此残酷的深度分裂显然是各阶层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任的结果，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分裂已造成了一触即发的对立。这种现状，每一个尚存良知的人都会深为忧虑，也会为中国的危机化解寻求可行通道。针对这种情况不能寄希望于暴力革命，今天的一切恰恰是暴力革命造成的恶果，今天社会的分裂是在为昨天的革命承担代价。革命总是以消灭现存的专制为号召，然后形成新的更加残暴的专制。暴力革命会走入异化，最后吃掉自己的儿女；也不能寄希望于恢复左的道路，那种左派旗帜下掩藏着更多的邪恶，虽然他们总是以平等的诱惑来激起民众的幻想。这种蔑视自由，只倡导平等的路径是一种专制的复辟。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现代性中蕴含的平等价值和自由价值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平等不但与自由缺乏亲和力，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与专制具有一种相互增强的功能。因此，把化解精神危机，弥合社会分裂的希望寄托在国家操纵下的平等的想法，实际上是在继续喂养权力，不但不能拯救危机，还会加速社会的崩溃。目前唯利益至上的拜金主义狂潮和腐败堕落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所致，而恰是市场经济未能在正常的法制框架下进行的结果。威权政治下的权力自利化必然造成利益垄断的贫富两极，其不可阻止的权力腐败也必然带动整个社会的深层腐败。今天的社会性腐败并不仅仅是源于人性之恶，而是权力腐败、权力垄断造成的带动效应，所以，任何寄希望于权力调整社会公平的想法都是十分幼稚的。并且，权力的腐败并不是社会危机的唯一根源，根源在于权力对精神信仰的垄断，以此造成了整个社会信仰的缺失。一个失去基本信仰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也是一个法律所无法效用的社会。没有信仰的社会，法律同样不被信仰。没有法律信仰的社会，必然没有道德的生存基础。

由于暴力革命的需要，彻底捣毁了传统信仰。不仅儒家道义不能约束革命政权的为所欲为，即使是鬼神也被赶出了中国人的精神领域。唯物意识形态成为人间个人权力专断的精神基础。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形态，个人权力的专制是极其困难的，起码个人的权力还会被更高的信仰所震慑。正是更高维度的信仰对世俗权力的约束作用，世俗的独裁权力首先要打碎这种超验的信仰。我不信鬼神，整个社会也不允许信。全体国民必须统一在一种唯物信仰之下，并以专断的权力造成信仰的高度统一。为了实行政权专制，就必然实行信仰的统一。为了信仰的统一，就必须捣毁传统的文化底座和精神链条，一切必须统一在革命思维中的唯物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信仰之中。任何极权主义的产生都不会以信仰的多元化为基础，因为信仰自由本身就限制了极权主义的产生。信仰自由意味着精神独裁的破产，也意味着权力专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也就是如果一个社会有较多的信仰自由，专制政府就会被迫放弃一些领域的权力垄断，不得不把一些领域交给社会。当历史进入后威权时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与唯物论只剩下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渣滓，并且不过是用以巩固权力，维护暴虐并侵害人类的良知”。（吉拉斯）中国社会信仰沦丧主要有两个时期，也就是前30年，唯物意识形态信仰的专制捣毁了传统信仰，传统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后30年，新的信仰由于自身不能提供真理也已倒塌，只剩下残留的形式特征。市场化的条件下，虽然已经放松了信仰的高度专制，但权力自利和官僚集团的膨胀已经把正统信仰的合法化彻底埋葬。在一个没有了信仰的社会，官僚集团只能赤裸裸地攫取利益，压制社会阶层，打压异义人士成为其维护权力的主要手段。没有信仰的时代，正义已不再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制度的设立目的就要维护政治权力的长久和稳定，维稳已经成为后威权国家的主要行政方式。

一个健全的社会除了合理的政治架构、完善的法律体系之外，必须有自由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社会，社会的灵魂会彻底抽空。没有自由信仰的社会，社会结构也就没有抵抗暴政的能力，社会在暴政面前一触即溃。专制统一之下的信仰也不是真正的信仰，只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制，这种强制在短期内似乎有效，但很快会由于思想的禁锢与政治暴力结合引起反抗。信仰是自由的产物，它与暴力和强制势不两立。强制统一的信仰还意味着对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侵犯和践踏，信仰来自天赋权利。信仰是人的基本要求，信仰的自由是无可阻止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为了捍卫信仰可以牺牲生命。人没有信仰也能活着，但抽空了精神和思想内核的生命已经与行尸走肉无异，只会沦落到动物的生理层面。因此，许多人宁愿选择结束生命，也不愿放弃信仰。如果没有信仰自由，人的思想会遭到扼杀，人的精神会受到专制意识形态的钳制。信仰自由不仅是天赋权利，还会使人的思想独立和多元，只有信仰自由才能使人的意义完整。独立的思想来自自由的信仰，独立的思想本身就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制衡，也是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显然一些统治者认识到信仰对于社会构建的作用，但同样也认识到信仰自由会击穿专制思想的软肋，因此会千方百计禁止信仰自由。但是，现代政治文明会首先要求信仰自由，以此涵养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信仰本身在超验维度，并不冲突现行法律，信仰只充当精神的律法。因此，一个人无论有什么样的信仰，都应该受到世俗法律的保护。正如卡斯特利奥所说的，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的信仰是真理，永远无罪。如果轻易把人们的一种信仰定性为邪教，就意味着要对人们的精神空间进行恐惧行动，或者对思想实行专政。但是，用专制的方式取缔多元信仰不仅是无效的，还会引起社会的更大分裂。没有信仰自由的宽容空间，社会的内在肌理就无法成长，社会也就无法承担政治危机的减震作用。信仰是人们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并不是在现实法律中的世俗对抗，信仰来自人的理性认知和精神取向。追求信仰自由是人的天性，只有信仰自由才会给短暂的人生提供意义和温暖。对于每个人自由选择的具体信仰来说，信仰等同于生命，容不得任何侵犯和扼杀。自由信仰的人生同样意味着自己甘愿对真理、道德的服从，也意味着履行信仰中的人生义务和责任。

30多年来，由于中央权力放松了对社会的统一管制，社会已有复苏之象，新阶层的成长正在告别原子化的个人时代。对于社会重构已经形成朝野共识，没有丰厚的社会阶层，就不可能有理想的公民社会，也不会构建现代政治文明。如何在社会的重构过程中克服精神的深度危机，不仅事关人们的伦理道德恢复，还关系到共同体的整体统一。在目前整个社会加重分裂的时刻，化解政权危机的方法既不是统一思想，更不是高压维稳，而是善意寻求社会重构的基本路径。第一要实行信仰自由。这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核心，也是所有自由的基础。信仰自由正如罗尔斯说的那样，只能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而被限制，否则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阻止。信仰自由会为伦理的恢复，道德的重建提供精神沃土，这种终极意义的追求会有效克服人的原罪，有利于制度的理性改良。信仰自由不仅有施塔尔说的内涵丰富的自由，还是黑格尔所说的具体的自由。信仰自由并不只是抽象的权利。第二要重构政治伦理。在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必须重构政治伦理，才能有效于社会核心价值的确立。现代政治伦理必须把保证私权、限制公民作为伦理底线，必须视生命与自由为首要价值，就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在现代民主社会，正如亚士斯多德所说，民主制的精神是自由，因此，基本的政治伦理不能逼使他人自由，更不能逼使他人确立信仰。这就要求政治权力必须从人的精神思想领域撤走。第三要培育公民社会，重塑核心价值。公民意味着享有自由和权利，也意味着对于政治制度的参与，其核心价值应是生命和自由，民主与法制仅是其手段。在信仰自由的社会空间，公民社会才能进一步健康发育，公民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思想的自由生态。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意味着对于公权力的制约，同时也意味着每个人参与公共空间理性建设的善意。这种核心价值从乌托邦的虚幻中挣脱出来之后，必将温暖人心，照亮人性，使人在终极信仰的映照下克服人性的弱点，从而承担社会的公共责任。这种核心价值的重塑主要依靠公民的信仰自由进行选择，政治权力只能顺应民意，不得干预，才能重新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因此，必须把信仰自由的权利交给每一个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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