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波：房价越涨，越要加紧反腐

　　安居才能乐业，自古至今皆然。各国工业化、城市化历程表明，相比较而言，人们在低房价时代的腐败宽容度更高，腐败痛苦指数较低，对政府反腐败的满意度趋稳；反之则腐败宽容度低，腐败痛苦指数高。

　　近日，网络热炒的“房叔、房婶”，以及拥有多套房产的官员急于脱手名下房产，正反映了人们在高房价时代愈演愈烈的“猎腐”心态。反腐败“房价心理参数”并不足怪。因为住房既是资源型商品，也有准公共品特征。保障住房即是保护民生，平抑房价即是平稳民心。中国政府投入巨大政策资源、财政资源和土地资源解决的住房保障问题，本身既是社会民生问题，也有廉政建设问题。

　　政府在高房价时代治理腐败，越来越需面对民众的零容忍立场和网络“集体凝视”。如果把平抑房价视为转变“土地财政”发展方式和改革软着陆之要务，则让公众悬而未决的反腐焦虑“落地”也迫在眉睫。否则，居高不下的反腐压强将造成舆情高频振荡和社会高度紧张。因此，需多管齐下，防止零容忍心态在逼仄的情绪通道内发酵异化。

　　第一，阻抑腐败泛化的负能量。与住房问题相似，人们把就业、上学、看病等领域的机会不均、社会不公归因于腐败，甚至滋生“无人不贪，无事不贿”的腐败泛化心理。据社科院2012年《反腐倡廉蓝皮书》披露，公众一方面对郭美美风波、足坛打黑和校车事故等涉腐事件口诛笔伐，对社会诚信缺失、行业腐败等表现出“零容忍”态度；但也承认身不由己，在求职就业、子女教育和看病就医时的办事请托率和办成率较高，在关涉自身利益时对腐败“宽容忍”。这种腐败泛化心理更为有害，因为它蛀蚀了民众信心、民间信仰和社会信任的根基。因此，加快整治教科文卫等社会领域的“软腐败”，与查处贪赃枉法的领导干部的“硬腐败”同样重要而紧迫。

　　第二，用好民众反腐的正能量。上世纪70年代，在引致香港廉政公署得以设立的“葛柏案”中，英籍高级警官葛柏贪污400余万港元并潜逃，而当时中心区100平方米的公寓只售约2万港元，因此引发民众“反贪污、捉葛柏”大游行。后廉政公署乘势而上，以惩贪风暴于20年间造就了“廉洁香港”。

　　今日之中国网民已把房产作为官员廉洁度的重要参照物。如坐拥21套房产的广州“房叔”蔡彬，从被网友曝光到被纪委双规只有15天。但网络并不能自动反腐，反腐败还要靠管用有效的制度机制。应坚持“疏优于堵、做强于等、快好于慢”的原则，对网络反腐采取倾听包容、可管可控的自信态度，加大对官员个人事项、财产申报信息等的有序公开与稽核力度，拓宽捕捉网络案情的渠道，建构公众释放反腐倡廉“正能量”的长效机制。这是规避人们在信息不对称中频现“有产皆贪”的“疑官—仇富”扭曲心理的长远之需。

　　第三，防止分配正义的日食效应。公众对高房价和收入差距的难以容忍，恰与对腐败的零容忍形成叠加。唯有使平抑房价和住房保障的政策“落地”，民众关于官员房产此起彼伏的“合理怀疑”才会落潮。否则，在高房价时代，人们会放大保障性住房小区中的一辆豪车而不管其是否为暂时停放，正如看见日食便急于宣告世界末日。让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使用成为公开透明的廉洁工程，才能以治理腐败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