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志愿者、鸟类学者和记者们即使遍布各地且都能被动员起来,就能形成有效的候鸟保护网络吗?从疲于奔命的王建民们可以看出,候鸟保护仍然处于“按倒葫芦起来瓢”的状态。不难感到,在杀戮面前,环保人士有种很深的无力感。 |
自从连续报道了天津的毒杀国际濒危物种东方白鹳事件,我便时常接到护鸟志愿者的电话。天津的摄影家王建民是其中尤为热心的一位。天津事件刚过,他立即赶到同在渤海湾畔的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因为那里又发现了死亡的东方白鹳。没过多久,他又来电告知,河南的志愿者发现了非法贩卖珍稀鸟类大鸨的窝点,而甘肃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情。
给我的感觉是,王建民这位摄影师、鸟类爱好者,简直成了“候鸟救火队队员”。志愿者们与鸟类学者互通声气,在各地抢救落难的候鸟。偏偏如《中国青年报》报道所言,候鸟迁飞之路可谓“步步惊心”,各地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而残杀贩卖候鸟的行为屡禁不绝。王建民屡次托我找到本报驻各地记者站,希望我和更多的新闻界同行关注此类事件。
然而,志愿者、鸟类学者和记者们即使遍布各地且都能被动员起来,就能形成有效的候鸟保护网络吗?从疲于奔命的王建民们可以看出,候鸟保护仍然处于“按倒葫芦起来瓢”的状态。不难感到,在杀戮面前,环保人士有种很深的无力感。
候鸟这些大自然的生灵是没有国籍的,更不会有户籍,它不属于哪个国家、哪个省份。沿着古老而漫长的迁徙线路,一只候鸟也许前些天在西伯利亚,不久之后来到渤海湾,再过几日又到达长江口。然而我们的保护往往以行政区域为界,地方官员守土有责,只处理本地事务。即使在同一行政区内,一片可供候鸟停歇的湿地,会有林业、水务、渔业、海洋、环保等多部门负责管理,而这些部门权限各异,最后谁也称不上负责,一旦出事,都力不从心。更不必说,致使候鸟步履维艰的祸首——栖息地的破坏,有多少因素掺杂其中?
候鸟没有户口,然而保护者却壁垒分明,不结束这种状况,一只候鸟在成千上万公里的迁飞路线上,跌跌撞撞、死里逃生得有多少回?它也许在天津获救,转眼就在河北落入“虎口”。其他野生动物亦是如此。这样还是“美丽中国”吗?
北京大学教授吕植在微博上指出,“美丽中国”的评价指标应该是:“自然保护区、濒危物种栖息地和关键生态功能区不因发展建设而退缩,受保护的物种种群保持稳定和增长,生态功能得到保持,自然资本纳入国家和地方的核算体系,并成为政府政绩的评价指标。环评应‘生态一票否决’。”
鸟类是对环境极为敏感的生物。这种生物的安危,不仅反映自然生态,也反映社会生态。我们应该尽快改变这种多头管理而管理缺失的状况。政府部门人力有限,无法面面俱到,这都可以理解。也正因如此,政府部门更应打破内心壁垒,主动与民间合作,发挥民间力量。“多一双眼睛就多一个监视器”,政府甚至可以考虑购买服务,让民间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参与候鸟保护。
目前,由民间环保人士发起的全国护鸟网络公益项目“让候鸟飞”公益基金已经设立。但相信环保人士的种种努力仍只是杯水车薪。如果候鸟保护是一场战役,只能是“人民战争”,由广大的公众参与。我们的学校也应加强自然教育,培养对生命的尊重意识。
在天津的东方白鹳中毒事件近两个月之后,摄影家王建民仍然会做恶梦。他梦见两只东方白鹳被粘在鸟网上,吓得从梦中醒来,又一次起身去清理鸟网。这绝不是一个人的恶梦。在我们所向往的“中国梦”里,不应有这样的恶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