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正之：李克强为何提出“改革红利论”？

中共政治局常委、候任总理李克强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后引起热议，也激起了中国民众对国家发展前景的热望，期盼“中国梦”早日成真。人们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改革”，“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时流所至，笔者也不免为此潜思默察，透视李克强“改革红利论”的提出背景和深层考虑。

依笔者观察，“改革红利论”看似是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因“人口红利”所引发，但绝非一时起兴之论。证诸李克强的一贯言行，此论应是他经过缜密思考、通观全局之后，提出的重大施政方略。在新的时空背景下，李克强高扬改革大旗，依笔者推断，至少基于三重考虑：

一、“改革红利论”是系统回顾总结中国近30年历史进程的必然结论。李克强已过知天命之年，他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30年的风雨征程了然于心。回顾过去的发展历程，包括李克强在内的有识之士不难得出结论，导致今日中国兴盛局面的各种因素之中，其主因应是改革开放。改革是发展的最大“推手”。邓小平何以能扭转乾坤？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群人。由于改革开放，扬弃了旧体制、旧机制，中国社会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过去不能创造应有财富的资源、人口、土地等要素，在新体制、机制下，成为财富涌流的源泉。改革是中国新时期发展进步的原初动力。踏着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旋律，李克强这一代从当年“处江湖之远”，到今日“居庙堂之高”，他们自身的命运与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当世代交替，回望来时路，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奋斗目标，他们从改革寻求出路和突破，可谓是势所必至。

二、“改革红利论”也是立足当今中国现实、着眼未来发展深思后的结论。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起点。之前中国曾经拥有的某些优势，有的已不复存在，有些优势不再明显。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支撑的发展模式，已经开始产生负面后果，旧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了。中国民众已经有了新诉求、新期待。国际生态、环保压力日益增加。全球金融危机后，曾经巨大的外需在日渐萎缩，外向经济的黄金时代势难重现。国际经济未来走势不明朗，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中国要维系发展势头，分步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唯一的出路是靠制度红利、创新红利。要素红利释放出的能量日渐衰减，不再占据主要位置。今天的中国发展比30年前更依赖创新驱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尚未完成。法制的完善，公平市场环境的构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厘清，价格机制、分配机制的优化，城镇化的规范（去除要地不要人的伪城镇化），只能依靠制度创新。“改革红利论”正是看到了层层叠叠的问题症结所在：当下的中国真正的增长应该靠制度创新，靠改革开路，用新的经济制度、机制取代旧制度、旧机制。

三、“改革红利论”也是体察民情民心，回应中国民众重大关切做出的重要判断。改革在任何时候都要依靠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迸发，人心思变，顺势更新。中国社会进入矛盾突显期后，人心怨怼，各种抱怨、不满集聚成戾气。人们期待新政策、新制度、新机制，呼唤深化改革，期盼在坚持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前提下，进行综合系统系列改革，从而理顺政府市场关系，破除垄断，优化分配机制。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化解矛盾，消除积怨；只有锐意改革，才能回应民众新期待，集聚社会正能量。真正的红利只能是改革。

笔者观察，“改革红利论”以及李克强所提出此说，正如曾在其母校北京大学长期执教的冯友兰先生所言：“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中国的改革者唯有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以优异的施政业绩来赢得民众的付托，从而实现长治久安，完成中兴大业。从终极意义上讲，也恰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言，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未有尽期，“改革红利论”自然将持续发挥其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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