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关键是群己界限

2013年1月9日，在梁启超《新民说》创作110周年之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新民，一个未竟的使命”主题文化沙龙。以下文字来自于主题演讲。

什么叫关键？就是破局。局是破不了，因为现在都是迷局，不可能一下子破。什么是关键也是见仁见智，每个人对近代思想和近代历史演变都有自己的思考路线和选择，什么是关键也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就我自己的角度出发，如果联系到“新民”这个标题的话，我认为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关键是群己界限的问题，就是自我跟一个群体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群己的界限是怎么划的，这个不能说是最终的关键，但可能是关键之一。这是我自己对这次命题作文，所谓破局也好，所谓什么是关键也好，什么是中国现代叙事的第一义也好，但是我想不一定是第一义，但是其中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义之一。我先把这个话题抛出来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什么叫群己界限？群己界限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在近代，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就是王权的倒塌，作为一个王朝，通过辛亥革命，大清帝国的覆灭，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点。我们现在非常清楚，一个王朝转变到民国，再转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这个历史非常清楚，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用倒推电影的方法回到当时的情境，让自己出生在大清灭亡的关键年份，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并不清楚未来是什么样的世界。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破局的问题，这个局并没有破，包括到现在也没有破，在那时候更加不清楚，因为皇权突然倒塌，皇帝不再，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走什么样的路子，自己跟旁人的关系、自己跟国家的关系、自己跟帝国的关系、自己跟皇帝的关系，通通都是一锅粥，这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现象。所以为什么刚才王老师说民国初年到最后大家认为还不如大清，就是因为那时候太乱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布这个局。

认同的基点是什么？“皇帝”是什么？

在回到群己界限的问题上，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让大家困惑的问题就是，一个大的帝国或者一个满清王朝倒塌之后，我们最终的认同基点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认同什么样的东西不清楚。下午大家议论了很多关于人民的问题，后来吴稼祥老师说人民就是一个根本兑换不了的支票。确实如此，大清帝国覆灭之后，“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概念根本不成立，因为我们原来习惯的是在皇帝的统摄之下的大一统的疆域之下生活，大清帝国覆灭、这个局倒塌之后怎么立局非常不清楚。因为现在大家觉得皇帝倒塌，是不是真正的当家作主，这个要打问号，至少我们习惯在口号上这样理解；但是在民国初年我们看到皇帝倒塌的之后是什么，真是手足无措。因为皇帝在传统的政治格局里，不仅仅是皇位的问题，实际上是凝聚所有文化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符号，也就是说，皇帝本身最不重要，他是肉身，这个位置最重要，他是凝聚的符号。在他的统摄之下，包括疆域，包括思想、政治和经济格局、社会的变化，都在皇帝这个招牌底下实施，但是皇帝一旦倒塌之后、王权倒塌之后造成的后果难以想象，我们失去了一种认同。

那么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说把皇帝留着，所以当时很多立宪派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占有优势，因为革命的后果是不可知的。你把皇帝打倒之后，我们的未来是什么？当时杨度先生有一个话，政体比国体更加重要，就是留一个国体、留一个皇帝，但是政体是一个宪政的制度，这个是不是可行？当然他考虑的是，如果把皇帝推倒之后，所有的这些符号全部倒塌，我们难以凝聚起大一统的疆域，必然是分崩离析的，所以这个皇帝可能是最重要的凝聚点，皇帝本身不重要，但是他作为文化符号的重要性是存在的。所以当时所谓的立宪是从这个出发点开始。

科举与身份

但这里面，到最后这个出发点被打破了，通过革命，最后皇帝没有了，皇帝没有之后就涉及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认同什么。原来是天高皇帝远，但是往下走有一系列制度去维持这个运转，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制度就是科举。大家不要以为科举制度是考试制度，我从来不把科举认为考试制度，它实际上是一个身份分配的制度。官员进入到科举渠道之后，他可能在上层、中层或下层，科举制度把所有的官员分配到不同阶层，起到所谓政教教化的作用。政治是靠科举制度人员安排和身份安排来建立起整个网络。科举制度一旦打破之后，一个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也就是说，政教关系的体系彻底崩解，崩解之后大家可以身份有所转换，但是科举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点是什么？一个是身份分配，一个是把上层的政治跟下层的政治和社会加以沟通。下层的政治是什么？宗族，地方的自治。上层是什么？基本是内阁、阁员，所谓的皇权体制之下的层面。科举制度给予官员一个身份安排，你要是中了举人可以当县长，中了进士可以进翰林院当大官，你中了秀才，你在底层可以成为士绅阶级，成为士绅阶级之后可以在地方基层形成地方社会，他可以控制这个地方社会，通过教化、通过修桥铺路、通过政绩把地方自治勾连起来，形成一个基层等级。上层自然有它的一系列的等级。而且这个科举制度可以流动，它没有固定的阶层，你如果是一个大官，退休之后到了家乡，同样成为士绅。曾国藩就是这样，回到家乡之后，他可以布衣领军，他那时候已经卸掉官职，他抵挡太平军那么多年，等于救了大清半壁江山，他就是从科举制流动沉到底层变为士绅阶层的。

国家破坏论？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科举制是皇帝倒塌之前就已经被撤销了的，但是皇帝消灭之后，这套系统处于瓦解状态。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刚才所说的群己界限问题：我们作为个人，我们认同什么。现在皇帝没有了，第一个认同被杀掉了。地方社会没有了，因为没有科举制了，没有士绅阶层了，所有士绅阶层转换成所谓的学堂学生。学堂学生是什么概念？学堂全都是行政的技术官僚的大本营，学堂学生是一个技术官僚，但是他不承担起道德的教化的在基层自治的责任，学堂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说，第一，皇帝认同去掉，地方社会士绅阶层的科举制没有了，我们还能认同什么？唯一的认同就是国家，现代国家。下午很多老师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包括梁治平教授谈到国家主义的问题。原来天高皇帝远，我们知道有一个皇帝在，现在皇帝没有了，地方社会没有了，我们还能认同什么？就是认同一个国家。当然对于这个国家，任公先生曾经在《新民说》之前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过程，他原来是认同这个国家的，就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取代了清王朝之后，才能真正走上复兴之路。他的新史学也很好，新史学最重要的出发点是培养国民，我们所有的史学都是为培养国民而存在的，他这个用心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点，到底这个现代国家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被建立起来，当时不清楚，所以就引起民初一个最大的波澜，我们知道是国家破坏论——通过政党政治建立现代宪政基础，彻底替代清王朝，但是结果是军阀混战，大家轮流做庄，谁有钱、谁有权、谁有军队就可以。后来陈独秀先生在五四之前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国家破坏论》，他把国家偶像整个打破，他说国家这个东西太糟糕，我们不要搞国家。后来我们知道任公先生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后期他向文化转变，很多人也都在讨论文化问题，我们怎么新民，怎么把自己的素质提高。

重新认同：无政府主义以及革命

还有一条线非常重要，叫做无政府主义。早期的共产党人中很多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彻底失望，在上层建立宪政和建立民主政治的梦彻底破灭之后，他们觉得应该无政府，我们重新界定这个群己界限在什么地方，不应该在现代国家的层面，应该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如何建立这个社会，建立基层的组织，这是最主要的。所以到了这个阶段，无政府主义大兴，毛泽东跑到岳麓山搭个小帐篷，耕几块地、养几只鸡，就是这么做的。整个基层组织的过程被认为是重新认同，建立现代社会、现代群己界限过程中最重要的。

但是这个运动很快又破灭掉，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建立乌托邦社会，那是多么可笑的事情，所以这样一个东西破灭之后，转入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波动，最后就走向革命。革命是一个不断被激进化、被车轮不断滚动往前走的无法阻止的过程，就是因为大家尝试的各种各样的群己界限无法界定，其造成必然的后果，就是政党介入之后，替代了国家的认同，变成了一个党国体系。国民党那时候也是党国体系，二三十年代的时候，逐渐变成非左即右，非黑即白。五四的时候非常自由，大家可以有多种选择，你可以到香山那边搞一块地自己玩一玩，那时候人们可以有多种职业选择，你的身份、面目可以不断变化，政治的、文化的。但是到了最后，变成非黑即白，包括现在的争论也是那时候的遗毒，什么新左派、自由主义，反正你不是左派就是自由主义，怎么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呢？

当然儒者突然出现了，即第三条道路，秋风先生原来是自由主义者，他可能要走第三条道路，我希望有第四条、第五条道路，最终归结都是群己界限认同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组织，都在这样的脉络里面。但是我个人认为，革命本身是有问题的，在这点上我是一个“反革命者”。革命是造成最终灾难的最重要的一点。因为通过革命的手段所造成的所谓民主的一些制度完全是不可及的，所以新左派有时候为“文革”辩护，说“文革”就是大民主，大家参与，随便想骂谁骂谁，把老子揍一通也没人管，这是民主吗？民主是一个绝对的群己界限，要严格区分的。首先你要有私德，跟公德界限非常分明的。所以公民社会是私德和公德之间界限分明的状态，当然这个谈起来太复杂，而且我们右边就是宪政专家，我不从这个角度来谈。但是民主本身的建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不是动员式的。我们所谓民主，人民群众表面是参与了整个运动，但是所有运动都是伟大领袖支配下的运动。人民群众，人民本身，没有表达自己渠道的任何权利，整个社会没有人民真正发声的渠道和途径，在某种意义上根本建立不起来新的群己界限。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什么是关键：重建“群己界限”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谈到“什么是关键”的时候，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要重建自己的群己界限，当然这个群己界限有很多途径，秋风在边上，这一点我跟他可能会有共鸣。当然我不同意他说的“新就是旧”，但是有一点，旧的很多东西，特别是体制那样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能通过创新机制达到群己界限的重新界定，比如政教关系，我不是说科举制度一定好，我不是为它辩护，科举制度有时候很烂，比如说八股文，但是在建立政教关系的上下层、分层制度上，科举制度从某种意义上看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如果我们要想恢复我们真正的认同和群己界限的话，在基层的社会里建立起我们真正的政教关系的体系，显得更加重要。否则，我们所有的信仰、所有的认同，我们无所着地。所以我想，我们所谓“破局”也好，所谓“关键”也好，我们应该是在这样一个状态点去寻找真正的新民的出路。（来源：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