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蔚冈：环境恶化了，个人能做些什么？

前几天，全国有三十多个城市发生严重空气污染，要求政府在环保方面加强监管的呼声也随之兴起。正在大家翘首以盼的时候，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却出现了“环境保护部机关服务中心空气净化器采购项目竞价公告”。尽管环保部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次公开招标购买的空气净化器是为档案防尘而专门配置，且预算早已提出。但由于时间节点太过于凑巧，就免不了引发各种议论了。

姑且不论这台空气净化器到底是为保护档案还是为了净化办公室的空气，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室外空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但是生活在北京的个体人群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护自己尽量少受不良空气的影响。比如，用空气净化器保持室内空气卫生，出门戴口罩以减少空气污染。环保部购买空气净化器的做法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当外部环境未有好转甚至是持续恶化的时候，普通个人该如何避免自己的健康遭受侵害？

面对未见好转，甚至是日益恶化的环境，主流的声音是要加强监管。那么，监管如何加强？在我看来无非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提高门槛，加强行政审批，减少潜在的污染企业；二是提高标准，降低现有企业的污染；三是强化相关的信息披露，让公众心中有数；四是引进环境税费，实行“谁污染谁付费”；五是加强执法，对那些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毫无疑问，加强监管会提升环境品质。但更为复杂的问题是，环境品质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福利增加，民众也未必会从中受益。比较可能是，天更蓝了，水也更清了，但人的寿命却更短了，而且地产也贬值了……为什么一个环境更好的社会里，人的生命和财产却遭受了更大的损害？

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监管部门为提升监管质量而付出的成本，超出了这个社会的可支付能力，从而发生了环境越好、福利越坏的现象。假设一般居民对环境的估值为100，但是监管部门为提升环境而付出了120的成本，你说这环境提升是好事还是坏事？

当然，也有人会说环境是无价的，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环保的代价是极为庸俗的。这是一个非常能得到受众支持的说法。姑且不论“环境无价”这个说法能否成立，先回到治理环境的成本上。

毫无疑问，治理环境需要成本，从现有做法来看，最通行的无非加强监管，但更严的门槛意味着民众选择产品的种类减少，更高的标准则意味着厂家需要更高的成本，而环境税费的收缴更会导致额外支出……那么，这些治理成本最终由谁来支付？无论是政府的财政投入还是企业为改进生产工艺的额外支出，所有这些治理措施的成本最终都会被转移到你我等所有的普通消费者身上。当然，我们的日常支出里没有“环保支出税（费）”，因为它实际上是经由提高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形式而呈现的。

当然不见得任何人都反对为改善环境而付出更多。一般来说，收入越高的群体对环境的要求更高，因为他可以为环境支出更多；而低收入群体对环境可能就没有那么敏感。这句话或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是不是低收入群体就只能配享受低劣的环境？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如果维持环境需要成本，那么有些人可以支付这个成本，而另一部分群体则可能因收入有限而无法支付这个成本，因此得忍受更差的环境。

这样的讨论还是过于抽象，需要更加直白的例子。不如把问题简化为：假设在现有的基础上每人每年多支出2万元就可以重现蓝天白云和宜人的空气，那你支持这个政策并愿意每年多掏2万元吗？对于那些年收入过百万元的人来说，这样的支出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对于那些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的家庭而言，2万元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需认真衡量。而对那些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家庭而言，这根本就是不可接受的：把钱都拿去治理环境了，那我平时喝西北风？

以上讨论都是依赖于这样一个个人和社会资源有限的基础之上：既然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么就要考虑花钱的效率，尽量花最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这是成本收益分析。如何让个人免受或者减少环境恶化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存在两个选择：一是从源头上改进环境，这可能需要更多依赖于政府的力量，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成本；二是个人面对环境恶化，采用其他手段用于减少环境恶化的影响，比如外出戴口罩，在家中用空气净化器和净水器。

或许有人会说，戴口罩和使用空气净化器改变不了环境恶化的现实。但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当然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而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保护人的财产权。假设人类灭绝了，留下再多美好的碧海蓝天又有什么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戴口罩固然无法改变环境恶化的现实，却有助于我们的健康，何乐而不为？

更重要的是，单方面要求加强监管，很有可能导致成本上去了而效果却很有限。有美国学者在分析他们的职业安全与卫生监管时发现这样一个现象：OSHA（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规制成本比它的收益还大。比如说，在针对噪音的规制中，OSHA往往要求厂家购买更为昂贵的设备来达到减少噪音的目的，但实际上，让员工购买保护耳朵的耳塞也可以让噪音减少。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