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乡土文学向何处去？

　旧有的乡土文学写作开始走向终结

乡土题材，一向是当代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脉。但在2012年度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要想找到传统意义上的乡土题材作品，已经不很容易了。这里的“传统意义”，是指那种以乡土社会为舞台，以乡土人物为主角的相对纯粹的乡土题材作品。与乡土生活有关的长篇小说写作，更多地体现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城镇生活的描写，以及那些带有田野调查意味的纪实类作品。这种明显可见的变化，也许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即旧有的乡土文学写作，开始走向终结，而新型的乡土文学写作，由此正式开启。乡土文学的时代转型，由此拉开了它的新的帷幕。

城乡交叉地带所以形成新的写作重心，与社会生活近年来的巨大变异密切相关。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以来，旧有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强力主导之下，以城镇化、产业化、空巢化等多种方式，从生存方式、生活形态，到生产方式、人员结构等，都发生了剧烈又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方兴未艾，始终变动不居。这种持续的新变，使得大部分的乡村走向了城镇化，而新的城镇又与乡村脱不开干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杂状态。乡土文明的整体性已不复存在，变动中的城乡现实又充满不确定性，这些都给作家们认识和把握新变中的乡土现实带来极大的难度。

小说新作体现乡土向城乡位移

2012年，一些以乡土题材写作见长的著名作家，如刘震云、李佩甫、贾平凹等，均以表现城乡交叉地带的小说新作，体现出了创作视点的拓展与位移，他们更为关注和在意的，是不断变动的基层社会，或变亦不变的城乡生活。走出传统的乡土题材范畴，立足于新的生活基点，他们在精彩依然的作品中，体现着他们的个人的创作进取，也折射着文学走向的某些脉动。

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由李雪莲的家事如何由小变大，由少成多，又如何由私人事件成为公共事件，婚变事件成为政治事件的描写，真实而坦诚地揭示出了当下城乡社会普通平民的基本生态，那就是从村、镇、县，到公、检、法，各个领域都有自己固有的规则，潜在的利益。而这种自成系统的规则与利益总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看似冠冕堂皇，实则不办实事的公共秩序。对于如李雪莲这样有冤屈又爱较劲的妇人来说，这一秩序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越积越多。可以说，李雪莲20多年来一直告状又没有结果的遭际，既是她个人命运的一个悲剧，也是以鸡蛋碰石头的方式，对基层社会平民生态的一个测试。测试的结果是：基层职能部门看起来井然有序，实际上却少有为民做主的积极作为，作者在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的自我辩白里，发出的其实是一声无奈又愤懑的呼喊，它引发人们对于普通人生存境况的警醒与省思，应该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李佩甫的《生命册》，立足于中原文化的腹地书写主人公“我”如何从乡村走向城市，无论如何行走，走得多远，都难以脱开乡土的血缘与牵连。从乡村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我”辗转着一路走来，身份也从大学老师转变为“北漂”枪手、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以及一家上市公司的负责人。但生“我”养“我”的无梁村，始终“我”有着粘皮带骨的种种勾连。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过程中，似乎每个人都难以实现自己微薄的意愿，甚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这些人物的命运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城乡之间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更可以见出传统的乡土文明既给人以某些现实羁绊，又给人以某种精神反哺的双刃剑性。

贾平凹的《带灯》，把视点移到了镇政府这样一个基础机构，由一个名叫“带灯”的青年女干部接待上访人员的种种遭遇与感受，反映了当下乡间社会老的问题与新的问题相互纠结而来，从而给人们在基本生存和精神状态上带来的种种困厄与难题，这些问题说不上怎么重大，婆婆妈妈，但又实实在在，既让当事者无可奈何，又让镇干部难以决断。成堆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正是在面临事情的源源不断和问题的接踵而来，最没权力的带灯不厌其烦地尽力接待和勉力解决上，作者又写出了普通乡镇干部的善良与认真。作品看似是写一个乡镇干部的故事，但背后却有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思考，那就是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基础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作者在小干部与小人物的故事里，释发出来的，显然是见微知著，以小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