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娟：农民工杀母悲剧是全社会之痛

甘肃省古浪县农民工马登学一直单身，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去年在外打工期间，因老板外逃没有领到工资。返乡后，母亲向其要钱购买年货，因无钱给母亲，两人在家中发生矛盾。马登学认为自己打工挣不到钱，也照顾不了年迈的母亲，遂对生活失去信心。于是，将母亲杀死，自己到派出所投案自首。（1月21日《兰州晨报》）

这又是一起因欠薪而导致的悲剧，再次将人们的视野转移到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身上来。近年来，每到岁末年关，农民工层出不穷的讨薪已不是什么新闻，公众也似乎习惯于农民工无奈无助的呼喊。面对马登学杀母事件，在哀其不幸、怒其不孝的同时，更要反思一下，避免悲剧发生，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马登学杀母这起极端事件，从表面看人格脆弱是直接原因，但实质上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家庭沟通不畅、人际交往匮乏、理想与现实存在反差等，这些都容易导致农民工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特别是一些“80后”、“90后”打工者，普遍存在意志力不强、认识狭隘、缺乏生活磨难等问题，脆弱人格往往成为他们做出极端举动、走向绝路的主要推手。解剖马登学杀母事件，我们发现，马登学辛苦工作一年连给母亲置办年货的钱都拿不出来，感到生活窝囊愧对家人，在维权艰难、看不到未来的同时，自己又无力改变现状，选择消极归宿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农民工这一社会弱势群体，大都来源于农村贫困地区，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渴望在城市里改变生活状况，渴望在改变生活状况的过程中，有人为自己“撑腰”，获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尊严。但与农民工这些诉求相比，我们的社会服务管理还没有完全跟上，社会制度还存在漏洞，农民工不仅承受着被欠薪的风险，一年的辛苦劳动面临付之东流，而且在精神生活上也存在焦虑压抑等问题，缺乏释放空间和治本之策。

实现“中国梦”，是建立在每个个体追求梦想的基础上，建立在每个个体生活改善、社会地位提升、社会身份改变的基础上。马登学杀母这起极端事件是全社会之痛，再一次告诉我们，杜绝农民工的消极归宿，需要他们自身努力，也需要整个社会的帮助。健康的个性人格和健全的社会制度，才能帮助农民工真正实现在城市中的梦想。春节将至，在一片祥和喜庆的气氛之中，弱势群体不能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各级政府更要主动扑下身子，多想一想农民工工资拿到手没有，多问一问返乡的车票买到没有，多看一看家里的年货准备好没有……通过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努力，把社会制度的漏洞堵上，把温暖送到农民工的心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