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嘉琛：莫让支持财产公示者成官场异类

日前，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谈及财产公示制度时表示，愿做“财产公开申报第一人”。他毫不避讳地说，自己只有一套72平米的房子，但很多政协委员都表示质疑。此前，范松青建议广州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有人说他“坏了官场潜规则”，有人说他“政协副秘书长走到头了，回家卖红薯吧”。(1月22日《新快报》)

范松青遭同僚质疑充分说明，像他这样只拥有一套房的官员，如今已经极其稀少。当普通民众“想做房奴而不得”时，官场已经成为盛产“房叔”、“房婶”的地方。这样的论断并不夸张，几乎所有问题官员名下都有多套房产，其中还有不少是豪宅。

当官员拥有多套房产成为一种常态，公示官员财产就成了革自己的命，心虚者自然会对改革百般阻挠。这正是官员财产申报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多年，却至今未有实质性进展的关键原因。在这样的语境下，范松青力主官员财产公开，并率先公布自己的家底，毫无疑问会成为官场的一个“异类”。

范松青可能因为“坏了官场潜规则”而只能“回家卖红薯”，这句话看似调侃，但这种遭遇官场“逆淘汰”的威胁，却是每个支持改革者都会面临的压力。事实上，此前已经有不少开明官员，因为支持改革的言行破坏了“官场和谐”，而最终丢了乌纱帽。

一个机体健康的官场，需要更多范松青这样的“异类”；一个有希望的社会，不能让支持改革者孤独和心寒。然而，能够给“范松青”们撑腰的，不是他们自己孤注一掷的决心，也不是媒体的关注与褒扬，只能是切实拿出改革方案，将官员财产申报常态化。只有改革成为难以逆转的大势，只有官员财产公示成为常态，“范松青”们才不必承受作为“异类”的压力。

改革需要范松青这种跳脱于身份局限、超越个体利益的先行者，在官场之中，其实也有不少明事理、知大势、忧天下的官员，要想让这些人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正能量”，就需要为他们营造敢为改革鼓与呼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