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龙贵：“财产公开致社会不稳”暗含愚民思维

在中纪委不久前组织召开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们热议官员财产公开。浙江慈溪市纪委常委杨智峰曾对媒体表示，推行官员财产的彻底公示，也要考虑社会接受度的问题，他承认目前收入差距较大，会顾虑官员财产网上彻底公示后，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1月28日《潇湘晨报》)

“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这种说法很有代表性，几乎可以适用于社会的任何一个领域。从具体语境看，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目前收入差距较大”只是一种很模糊的说法，至于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公众只能想象和揣测，而无法坐实。因此，官员财产公开还是不公开，公开彻底还是不彻底，对公众造成的心理冲击肯定是不一样的，而由此“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未尝不是一种可能的结果。

问题是，官员财产公开一定要以社会反响良好、公众情绪稳定为前提吗？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对未知的一种探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社会接受度当然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但决定改革与否的唯一和决定性因素，从来都是改革本身的科学性和现实必要性。从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当年也不乏“带来社会不稳”之类的担心和非议，但事实雄辩地证明，正是这些大胆的突破和思想的开放，才有了今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而就官员财产申报而言，无论是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还是近些年来的网络反腐，都足以表明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迫切性。如果凡事都以“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这种假设性的前提作为借口，那么最好什么事都不用干，社会也无法进步。

必须厘清的是，官员财产公示与官员财产状况，完全是两回事。前者而言，除了官员群体，普通民众举双手欢迎，而对于后者，无论公开与否，现实都已经摆在那里，越是不公开，公众就越会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对社会稳定的伤害越大。客观地说，公众对官员财产信息不透明的担忧，要远大于官员财产与民众“差距较大”这个事实，因此，公开是缓解民怨、进而促进社会稳定的唯一途径。以“社会不稳定”为由拖延或者拒绝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实属本末倒置。

杞人忧天的“彻底公开或致社会不稳”，暗含一种愚民思维，自以为是地认为眼不见心不烦，只要把民众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这个社会就稳定了。在网络时代，这不仅是对公众智商的严重低估，也是对社会稳定的极大误读。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并不可怕，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动态稳定，而非依靠屏蔽问题堵塞民意而人为制造的静态稳定。不客气地说，一些人所担心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不稳”，而只不过是自己的名誉的不稳、官位的不稳，乃至黑色收入的不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