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中美摩擦的烈度会加剧吗

　　领导换届会怎样影响中美走向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领导层更迭完成要等到3月，新领导人选并无太多意外，延续性多于变化，基本的外交决策体系没有太大变化。奥巴马和习近平将于2013年秋天见面，可以直接交流。双方都有很强的动机加强这种对话。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主任)：基辛格提出中美之间存在认知差异：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试图遏制中国，而大部分美国人认为美国欢迎中国崛起。中国新任领导人面临巨大挑战：历史上管控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在可见的未来，中国是否想取代美国成为亚洲霸主？李光耀的看法是“当然”。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政策会有更多的延续性。某种程度上其他地区的事件，如“阿拉伯之春”、伊朗、美国国内的挑战等，将决定亚太地区的情况。

　　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新的领导集体将继续实用性的政策。中国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反应性的。现在美中是第一、第二大国，一些结构性冲突不可避免。美国的亚太转向对中美关系有冲击，同时中美关系更为成熟，50－70个双边对话。中国在经历困难的国内转型，政治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公共舆论影响决策。中美关系更复杂，更多不确定性。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保持7%－8%的经济增长势头是可能的。中国居民收入增长促进消费，投资持续，高储蓄率有助于维持较高速的增长。10－20年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两方面中国还有后发优势。当然，社会稳定与否会影响经济增长，尤其是腐败问题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总的来看，中国经济保持增长有利于美国对华出口，有利于更为合作的中美关系。

　　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埃希民主治理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未来发展有三种可能：一是最有可能的状况，软性威权主义，经济发展，加强法治，同时有腐败、收入差距的问题。二是越来越多元化，形成新的社会契约，像韩国或台湾的政治发展。三是偏离式发展，像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精英占有国家资产，更开放，但腐败盛行；或像拉丁美洲，收入差距扩大。目前很难说哪种情况更为可能。

　　民族主义影响中国外交？

　　谢淑丽(Susan Shirk，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现在的情况有点像1995－1996年台海危机后的中美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定位。中国现在在亚洲的强制外交否定了过去对邻国的安抚政策，变为展示决心，这也使得美国调整政策——甚至在亚太分享权力——变得更为困难。对中国来说，强制外交的代价巨大。一些中国外交官认为中国最近的行为很成功，因为有限地使用或展示武力达到了中国的目标，但是这存在着危机升级的危险。

　　约瑟夫·奈(Joseph Nye，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中国民族主义在上升，民族主义对政府合法性很重要。日本民主党刚上台时，政策对中国有利，但是2010年中国渔民被抓事件，中国反应过度。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钓鱼岛争端，中国出现反日游行，这说明中国民族主义有其危险性。

　　陈知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秘书长、少将)：中国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比如政策协调，比如更具战略性；对中国来说，并不认为自己是具有威胁性的，很多时候中国都是被动反应，而没有主动挑起事端。中美关系未来既有危机，又有机会，关键在于管控。

　　崔立如：关于民族主义，有的地方被放大了，其实很多东西并不是民族主义。在价值观问题上，中国国内价值观的共同点还是多于不同点，但是人们往往更注重后者。

　　傅高义(Ezra Vogel，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中国似乎低估了日本和平主义的力量。最近几年日本的右倾化跟中国影响不无关系，中国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反日教育起到反作用。日本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中国应跟日本的各个政党发展关系，中日经济合作，人员交流很重要。美国也要约束日本。

　　美国“亚太再平衡”意在中国？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我想提出几个问题：一是美国如何“再平衡”？何种程度？军事、经济及其他方面如何协调？二是美国国内的挑战：经济、政治、外交政策的执行，会不会越来越具内向性？三是如何在亚太地区维持现状，避免一个新冷战？

　　约瑟夫·奈：“再平衡”战略跟之前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对亚太地区重要性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美国对华绝非遏制政策：美国在冷战期间遏制苏联，两者很少贸易和社会往来。1994-1995年间，美国国内讨论的答案是遏制政策没有可行性，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美国的政策是塑造一个环境影响中国的政策。中国要做的是继续依靠软实力，软实力要源自于文化、价值观、政策。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美国所所长)：美国“亚太再平衡”不是遏制政策，但的确是在“后推”中国的政策。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反应还不够及时、正面。在钓鱼岛争端上，美国应像2003年对待陈水扁的防卫性公投一样，更为明确地跟日本强调不要挑衅。

　　余万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人们大都认为中国集权所以政策协调，美国多元所以政策不协调，是这样吗？中国版的巧实力可以叫“软硬兼施”，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使用还是比较有效的。当前“亚太再平衡”过于侧重军事，相比之下，美国在中东是硬目标，软手段；在亚洲则是软目标，硬手段。

　　威廉·托比(William Tobey，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家核安全署官员)：近期来看，亚太形势不容乐观，南海争端源于民族主义，亦或是资源？如果是资源，看欧洲国家如何解决北海争端，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单独开采资源。在朝核问题上，实现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非核化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国某种程度上在保护朝鲜。因此中美两国如何应对一个和平统一的朝鲜半岛？关键问题是美国驻韩军力何去何从。

　　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帮办)：中美不是零和关系，在军事规划方面的确存在一些竞争和紧张关系。朝核问题成了一个障碍，这很有讽刺意味，因为朝核问题是中美共同利益最明显的地方。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的确有其利益存在。事实上如果美国把自己直接卷入到南海争端，就损害了美国和中国的利益。

　　沈丁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中美关系中，合作、对抗、竞争最常见。美国继续对台军售使中国常常怀疑美国的意图。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没有把自己的立场说得特别清楚，这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感到紧张。但去年中国的确没有宣称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继续和平崛起，将会选择性地在某些领域取得优势，但不是全面优势。亚太未来的一种可能性是权力分享，中美在地区问题上需紧密磋商。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中国军事投射能力增强，美国有针对性地进行军备建设。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如何建立？

　　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前美国副国务卿)：中美需要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方面是现在有很多对话机制，消极方面是相互信任较少，在伊朗、缅甸问题上政策相左。如何开始新型大国关系呢？中美需要更多会面，要经常性持续对话。2013年阿富汗问题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中美都希望地区稳定。在涉及伊朗、朝鲜、巴基斯坦、南海等问题上，不定期邀请中国参与美国及其盟国对话，比如中美日，还有印度。

　　倪世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前院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目标，其可能性在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也有必要性：在反恐、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地区稳定等问题上，没有中美合作无法解决。挑战主要有三，一是政治制度、文化、历史存在差异；二是中美核心利益的冲突：台湾、南中国海、钓鱼岛等问题上，很多中国人不相信美国所谓的“中立立场”；三是美国战略调整和中国战略机遇相撞，不信任感增加，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再平衡”战略针对中国。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历史上有和平崛起的先例：一战前的美国，二战后的德日。目前中美之间无领土争端，贸易相互依存，中国不挑战既有国际秩序，与霸权国有某些共同价值观。新型大国关系建立挑战主要在于中国有双重、矛盾的利益和认同：是富国，还是穷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等等。美国很想知道中国长远目标是什么，但这不可能，因为中国自身还在变化之中，自我认同也还在塑造之中。

　　约翰·伊肯柏里(John Ikenberry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本质在发生变化，从部分的霸权体系过渡到部分的势力均衡。现在亚太地区范围延伸到印度、澳大利亚。旧体系对某些国家仍有吸引力，新的势力均衡并没有将美国挤出亚太。这个地区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但未来局面的稳定度如何？中国如何将经济影响力化作政治影响力？中国需要找到安抚邻国的方法符合美国利益。

　　王缉思：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不需要先成为区域霸权。中美应展开良性竞争。我提议，中国可帮美国建华盛顿-波士顿的高铁；美国可帮中国建第二艘、第三艘航母。(近日由教育部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共同举办了中美关系研讨会，本文为该研讨会内容摘要，由节大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