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资本下乡，会不会成为污染下乡的通行证

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城市资本下乡发展农业并首提发展“家庭农场”，部分企业入农出现了“非粮化”、跑马圈地等倾向。而城镇化则被部分地方政府简化成拆迁征地，损害农民利益。（2月16日《华商报》）

资本下乡已经成为2013年的热词。新型城镇化，以及农业产业发展，都离不开与资本的耦合。“下乡”其实并不需要号召，逐利是资本的天性，只要制度藩篱拆除，其他生产要素活跃起来，资本下乡的热情定然不会太温吞。

眼下，专家学者主要的担心是两个：一是与民（农民）争利。在资本与产业工人的上一轮较量中，尽管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保驾护航的法令层出不穷，但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始终未能扭转，30多年改革开放后只剩下老弱病残的乡村，能在与城市资本的博弈中站稳脚跟吗？有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我国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60余万个，入社农户达到4600多万，占全国总农户的18.6%，一大批工商企业也进军农业——然而，现实呢？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出现了许多只挂牌子不搞合作的“空壳合作社”、企业入农也出现了“非粮化”等值得注意的倾向。

二是跑马圈地。据农业部初步统计，截至去年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已达2.7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合同）总面积的21.5%。其中，流入工商企业的耕地面积为2800万亩，比2009年增加115%，占流转总面积的10.3%。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什么VIP的手段都能使得出来，乡村在招引城市资本的时候，恐怕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国土资源与增量扩容等，会不会成为新的头等难题？

谁也不能抹杀城市资本与下乡之间的必然联姻。这既是盘活分散低效传统农业的需要，也是顺应工业化、城市化的需要。十八大之后，伴随着一号文件的鼓舞，城市资本必然能在“下乡”的浪潮中找到大有作为、大可作为的天地。但眼下最最要紧的，也许未必是根本利益或土地悬疑，而是迫在眉睫的污染命题。

与一号文件同样举国关注的，还有“污水直排地下事件”。春节过后，公益人士邓飞等人披露，在少数地方，化工厂造纸厂等将污水通过高压水井压到地下，致命性污染地下水却可逃避监管，而地下排污法已在多地蛰伏多年。随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转发相关评论后，向网友开展信息征集，新华社铿锵发问：地方能否多点良知与担当？事实上，污水直排地下，直接因素就是两个：一是各地治污力度加强，各种“铁腕”方案层出不穷，污染企业在转型与环保的压力下，只能剑走偏锋；二是直排地下的企业往往身居非城市地区，中西部与农村地区为甚，民众的监督举报能力孱弱。

当此背景下，很有必要杞人忧天一下：资本下乡，会不会成为污染下乡的通行证？

这样的担心基于三个因素：一是农村地缘广阔，是很多污染型企业“腾笼换鸟”的理想去处；二是农村处于非环保敏感地带，类似镉污染事件、癌症村等，若非媒体与舆论介入，基本只有逆来顺受的份；三是农村污染监管难度更大，无论是举证或投诉，所受掣肘因素更多。资本怎么“下乡”，有很多游戏规则与边界，而不能带着污染一起“下乡”去——当是最后的底线。如何守住这个底线，是个揪心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