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贤明：城镇化不能简化为“撤县设市”

　　对各地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摆正自己在城镇化中的位置，政府的重要职责是改变当前不合理的、抑制人口城镇化的制度，而不是充当城镇化的急先锋。

　　《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将在近期对外“亮相”。媒体从民政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酝酿撤县设市(区)的县就有上百个，而据来自地方政府层面的说法，仅仅在广东、贵州、云南、陕西四个省份，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区)(据《经济观察报》)。

　　李克强总理曾说过，城镇化是我国最大内需潜力之所在，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但现在尤要警惕两个问题，一是把城镇化作为一场盛宴，忽视城镇化所客观需要的经济社会条件；二是仅关注城镇化的速度与规模，简单把城镇化作为做大经济总量的工具，忽视城镇化所需要的转型。这两个倾向，目前一个侧面体现在一窝蜂撤县设区、盲目扩张城市等思维上。

　　城镇化的本质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叠加的复合转型，中央提出城镇化的战略，基本初衷是发挥城镇化在释放内需、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要实现这个目标，恐怕不能仅把目光放在造城上，把着力点放在行政主导上。新型城镇化的要义恐怕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如李克强所说，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当前城镇化面临最尖锐的矛盾，并不是土地指标不够，而是高达2.6亿人规模的农民工群体尚未真正融入城市。从现实看，这事已经很难再拖，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主体后，不管有没有政策安排，他们都是要融入的；与其被动接纳，不如主动提供制度化的安排；另一方面，人口城镇化的条件已经具备。虽然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各方测算不一，大致在8-10万元/人，但测算结果的共同点是，这个成本并没有超出各方承受范围。因此，推进人口城镇化，需要尽快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借鉴各地正在试点的做法，总结经验尽快推广。

　　第二，充分发挥经济主导的作用而不是行政造城作用。从各地的实际情况看，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扩大城市规模。

　　我国过去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教训是，行政主导城市化色彩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规律。城镇化的重要原则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采取多种形式的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的规划，实现城乡快速发展和功能互补；对不符合城镇化条件的区域，尤其要防止造城运动。

　　对各地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摆正自己在城镇化中的位置，政府的重要职责是改变当前不合理的、抑制人口城镇化的制度，而不是充当城镇化的急先锋。

　　不是一味反对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撤镇设市，而是要把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撤镇设市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正如李克强在江苏考察时所说的，城镇化要有产业做支撑，实现产城结合。

　　第三，尊重各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城镇化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农民有权做出留城还是留村的选择。如果留城，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其基本权益；如果留村，也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其权益。只有保障各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在此基础上推进城镇化，才能真正发挥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载体作用，也才能有效防止过去30余年依附在城镇化上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匡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