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官员调走了、升迁了，而他在位时搞的所谓“政绩”，却成了继任者和后来人最为难啃的“鸡肋”。比如，那些缺乏科学论证而匆匆上马的项目，脱离实际、与民争利的工程，为一时之利而造成长期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项目。

　　为什么许多领导干部每到一地，都热衷于修路、盖楼、上项目、搞开发，却对文化教育、社会文明、精神构建之类事情诿以应付、虚与周旋？无非是认为后一类事情既不挣钱，又不挣脸，功夫下在它身上，岂不等于白干！即使能够产生效益，那也是猴年马月的事情，跟自己在三年五载任期内的政绩毫不搭界。

　　这样的官员心里都有一本账。他算得很清楚，在本人有限的任期里，无论干什么和怎么干，都须紧紧围绕快出和多出政绩。只有这样，才是对赢得快速升迁的有效铺垫。由是，“政绩焦虑”成了官场的一种流行病，搞短期行为，只做表面文章，乃至违背事物规律，酿成社会病变，其后患往往久久无法消泯。

　　政声人去后，民心自有衡；治绩昭天地，青史永留名。历来的好官，都是以功济社会和利图天下为己任，并每每因此而与民同德，与业同存，与史同在，与世同辉。绝非人一走，茶就凉；位一挪，政绩黄。当然就更不会让百姓怨声载道否前任、嘘声一片诟庸官了。

　　以诗文名世的苏东坡，虽在官场上屡遭贬谪，但他却能每到一处，皆有建树，不仅给当时代人谋了利益，而且为后代人铸下辉煌。他在被贬黄州后率众垦殖，特别是在任杭州太守仅仅一年半的时间里，治河开井、浚湖筑堤、体恤民瘼、安抚社会、弘扬文化、淳净风俗、整肃法纪、提振精神，干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大事情，直令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深受其惠，至今仍旧发自肺腑地将他称为“我们的老市长”！

　　像这样的为政者，古有柳宗元、范仲淹、司马光、寇准、于谦等等，今有焦裕禄、孔繁森、朱伯儒、杨善洲、王伯祥、郑培民等等。时相异，道相通。不论于古于今，好官为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只为善政殚精竭虑。而善政的要旨和核心，永远都是为社会造福，替民众谋利，功成不必在我任内。

　　这是箴言，是粹论，更是道统与法理。为政之人，自当敬畏、秉持和循守。只有这样，才会正常履职，才能奋发有为。否则，一旦陷入为名利而要升迁，为升迁而要政绩，为政绩而犯焦虑的怪圈，那就难免会走上刻意制造伪政绩、浮政绩、谬政绩的邪路，虽然自己可以从中获利，但却坑了百姓，害了国家，留下“烂尾”，埋下祸根，甚至还会成为迁延后世的笑柄与遗恨。

　　人类社会是一程接着一程发展过来的，梦想大业是一任接着一任积累下来的。任何人在特定的时限和特定的位置上，所担当的责任与所完成的工作，都是这“长索子”和“大棋盘”中的一部分。为官一任，重荷在身，只有尽职尽责、全力以赴地把自己应做和能做的事情做好，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与百姓的喝彩。万不可以焦虑之心做不宜之事、求不实之绩，那样效果不仅会适得其反，而且要贻害将来。

　　许国但求煌绩在，功成不必有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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