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已经举世瞩目，业绩辉煌，但依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与风险。就国家安全而言，存在三方面风险：一是战争风险，二是社会秩序风险，三是金融危机。客观地看，我们的国防战线和社会秩序都在积极建设之中，但是我们依然缺乏金融防线意识，使之成为国家安全防线中最薄弱的部分。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全球金融危机不断，但我国却独善其身，从未爆发金融危机或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究其原因，并非我国金融管理水平高，而是我国金融市场相对简单，基本是一个现货市场，杠杆不高，又有一道防御国际投机热钱冲击的资本管制长城。然而，使我们幸免于难的这两大因素却渐行渐远，金融危机很可能越来越近。

一方面，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我们的金融市场上似乎有一种认识，认为我们的市场太原始、太简单、不够现代，无法为实体经济服务，应该加紧创新，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尽管美国因衍生品泛滥而发生金融危机，但有些人认为那是因为美国走过了头，而中国金融市场还远远不够。这些认识是错误的且十分危险。美国前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等监管高官和金融界人士在反思检讨美国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危机原因时共同认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金融这几十年最大也最不幸的变化就是从“产业服务模式”转变为“金融交易模式”，从过去为人服务转变为自我服务；金融创新与金融体系的深化只是在经济发展初期是有用的；过去几十年的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根源就是金融创新。也就是说，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中的借贷双方和买卖双方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务，原本不需要那么复杂。金融的衍生品化是打着金融服务幌子的自我服务，不仅没有达到人们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期待，而且造成了市场动荡，引发金融危机，华尔街等西方金融大鳄也往往在自己制造的金融危机中覆灭或重创。

我们应该明白，当今的美国金融已经异化，犯的是方向性错误，不是什么量的把握、度的问题。而且华尔街的老板们因其金融自由主义哲学、疯狂逐利本性以及对白宫、国会甚至是学界的巨大影响，已经让美国走上一条歧路。金融海啸之后，为拯救美国金融而颁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今天所陷的尴尬境地，就说明华尔街是不可救药的。回头来看，我们的金融市场也开始不再简单，似乎正朝着华尔街的方向走去。在这个岔路口上，我们应该破除对美国金融的迷信，不要片面以它为蓝本，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理清我们的思路，走自己的金融发展道路。

在金融衍生品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明白，它未必会发挥避险工具的作用，反而会成为制造风险的金融魔鬼，这个潘多拉盒子是不能轻易打开的。退一步说，即使衍生品在微观上能对冲风险，但鉴于它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危害，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也要坚决限制、规范金融衍生品发展。对于国内金融市场已经推出的金融期货、资产证券化，即将推出的金融期货和正在酝酿的期权交易等衍生品，我们应该重新评估、检讨，高度警惕其对经济发展大局潜在的危害。

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步伐越来越快。资本账户开放关系到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利益和安全，是我们的战略方向，问题的关键是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我们今天虽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按人均计算的综合国力还很弱。正如美元的霸主地位由美国经济实力决定，而不是美元地位决定美国实力一样，我们今天的经济实力决定了人民币还没有到大规模出海的时机。另外，我国目前正处在调整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主线，不能干扰添乱。调整就像转弯，必须减速，不仅发展速度要减，一些存在风险的金融改革也要减慢。

因此，从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来看，现在显然还不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机遇期。正如经历过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的香港金融管理局前总裁任志刚所言，金融脆弱性的决定因素之一就是市场的开放程度。如果我们贸然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当我国经济下行或出现危机时，我们的金融市场就极易遭受攻击且失去抵御手段和政策调节主动性。

试想，如果我国内地金融市场上结构复杂的衍生品交易渐成气候，如果资本管制上长城自毁，关系国家安全的金融防线将有可能面临崩溃。一是衍生品交易泛滥会让我们自乱阵脚，二是境外的金融大鳄和各路热钱也会长驱直入，操起我们准备就绪但他们更熟悉擅长的各种“战术核武”——衍生工具展开攻击，再加上信贷风险、资本泡沫交互作用，那么金融危机很可能将就此爆发。如果由此导致经济萧条，大面积失业，老百姓金融资产血本无归，势必引发社会风潮，甚至逆转中国的发展道路。这将是一场中国社会的灾难。鉴于此，应该继续巩固我们国家安全的金融防线：限制衍生品发展，放慢资本账户开放。

(作者是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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