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代号为“培根”的爆料人向记者提供了四份材料，举报世界医药巨头法国赛诺菲公司，在2007年11月前后，向中国北京、上海、杭州及广州的79家医院，503位医生，借“研究经费”（“研究者费”）名义，支付约169万元的费用。这些举报材料还显示，在这79家医院之外，赛诺菲还向北京地区的另外5家医院，共43位医生，每月通过现金报销、礼品赠送等方式，输送利益两万多元。（8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医药回扣的危害性，已是众所周知。基于此，国家近年来不仅发过不少红头文件，媒体也屡屡曝光医药“回扣门”事件，但是，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医生收取回扣处罚的依据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对医生的回扣行为只能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处罚，而处罚的力度最重也只是吊销医生执业证书。所以，对收取回扣行为的处罚较轻使得医生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值得欣慰的是，200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虽然当时不少法律和舆论界人士认为，《意见》不仅填补我国司法和法律行为的空白，更会对我国医疗行业的“回扣”歪风起到遏制作用，但是，五年过去了，这个被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是治疗回扣特效药的法律，并未起到应有作用，医生吃回扣仍然猖獗不止。

究其原因，在于既有法律的精准度不够。譬如，《意见》中提出了“数额较大”这一几乎涉及我国所有经济法律的习惯性词汇。但这个数额较大是多大呢？适用的是《经济合同法》、《刑法》、《招投标法》还是其他？“较大”是指的5000元还是5万元？这些问号，在《意见》中，我们都找不到答案。还有，同样收受回扣，不同的数量、不同的后果代表着不同的量刑，但如何量刑，依据什么标准来量刑，也找不到答案。如此法典能起到多大的威慑力呢？我们可想而知。

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给医生吃回扣行为，用精准的法律定性，尽快拉上回扣门的帷幕。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应从医疗体制着手，一方面要打破医疗垄断，形成医院间竞争态势；另一方面还要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假设做到了医药分家，医生只要跟药没有了直接联系，药品回扣就会自然杜绝。

（吴睿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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