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社会稳定问题表现多样，基层政府的反应在维稳上居于关键环节。但是，这绝不是说，基层政府的反应越强硬、越敏感，维稳就越能实现。恰恰相反，目前维稳面临的一个基本困境正来自基层政府某种程度上的过敏反应。我把基层政府的维稳机制总结为这样一个三角：拔钉子-开口子-揭盖子。

所谓“拔钉子”，是指基层政府对上访者尤其是上访组织者采取强力打压的方式。“开口子”是指基层政府满足上访者的经济要求。“揭盖子”是指高层政府要求基层政府改善其服务，纠正其不端行为，甚至对因为贪渎或官僚主义等问题导致不稳定事件发生的基层官员进行惩处。这三种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维稳的基本手段，但到后来拔钉子与开口子之间的张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

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社会稳定问题的重要性上升了，稳定压倒了一切，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维稳压力是空前的，维稳的状况关系到是否对基层官员所有政绩一票否决的问题，因此，基层政府在缺乏其他有效手段的情况下更加依赖拔钉子的技术，即企图通过打压行动来暂时地消除社会不稳定的局面。

而另一方面，也因为维稳工作地位的上升，各级政府尤其是县级以上的政府掌握了较高的维稳基金，从而使县级以上的政府可以在社会稳定局面可能面临失控的情况下加大开口子的力度，即企图用人民币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拔钉子与开口子本来是政府可以并用的手段，但悖谬的是，这两者激发出群众心中两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形象，却又从不同的方向共同促使了维稳问题的恶化。拔钉子激发出群众心中的基层政府的不好形象，使有的人为了争一口气而产生与基层政府的对立情绪。开口子烘托出群众心中的高层政府的亲民形象，却又同时激发了抗争参与者乃至旁观者的机会主义心理，使其更加敦信“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也就是说，现在许多地方政府维稳所用的这两种技术使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不下决心去解决抗争者提出的实际问题，会激化矛盾；而如果下决心去解决这些问题，却又可能牵连出更多的矛盾。

总的说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政府对稳定任务的空前重视以及中央财力的增强，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的资源空间大大拓展，调控手段更为灵活和多样，但也出现了如前所述的尴尬。所以，我们在维稳思路上是不是可以有所转变，这当中首要的是应该消除“不稳定幻象”。目前人们在看待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时往往存在一种“不稳定幻象”，夸大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其实，我们应当理性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区分社会问题与政治稳定问题。集体上访的目标一般限于物质利益和正当权利，上访者的手段基本上是有节制的。尽管这些行动的发生和持续是基于某些情绪，但这些矛盾并非不可调和，这些行动的政治后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由此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其次要缓解维稳工作的压力，形成宽松和理性的问题解决氛围。目前在维稳工作上不时表现出一种压力传递机制：在有的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维稳目标施以高压，而基层政府又把层层传递的这种压力转为对上访者的压制。然而，恰恰是这种压制又引发了上访者的反弹，持续地启动了上访行动。对此，我们应该加以反思，缓解维稳工作的压力，增强容纳冲突、矛盾的能力和信心，形成宽松、理性、协商的问题解决氛围，切实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

再次，要探索形成以利益均衡机制为主导的社会矛盾化解新模式。其要点在于：转变政府职能，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使法治成为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制度化手段，防止用运动式治理体制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设；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改变目前社会中利益关系失衡的局面，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管道；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形成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新模式。(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原标题：拔钉子 开口子 揭盖子）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