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研究休闲、休闲生活和休闲经济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琪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他号召人们去有意识地放慢生活节奏，并称“依据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哪怕经济增速低一点儿，如果每年能增长6%，到2030年，我国就可以实行工作四天、休息三天的制度。”（8月25日《燕赵都市报》）

　　王教授的“2030年或1周休3天”言论，可以用一句针对性的话语来阐释，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作为研究休闲生活的专家，王教授学有所长、论有所断，他的美好预期建立在长期的跟踪研究基础之上，相比于普通人，王教授更具行业发言权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只不过，既然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加之现实的实现又要具备无数的吻合条件和相关前提，在常人眼里看来，王教授的论断就不可避免地遭遇反向解读，也即教授之语可比叫兽发言，弄不好就是“叫兽一思考，民众就发笑”。

　　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的确有其自身的演变秩序，预期的“2030年或1周休3天”有可能发生，但仔细对比当下现实状况，考虑到绝对数量的普通大众生活，可预期的愿望就不过是言过其实、天真多于实际的幻想。因为工作在基层一线的普通大众，通常是连日不停的上班，一周有两天可以休息就万分完美了，有的甚至为了所谓的全勤奖而月不休息，还有的就迫于生活的压力而疲于奔命，所以叫兽的言论“有点扯谈”，或者是权属“意淫未来”。

　　为何叫兽的论断会遭遇“饱汉不知饿汉饥”的解读？其中的关键一点就是现今的学术研究和专家建议，都太过理想化、虚构化和美化，以至于徒有其表，这又是由于学术离实际生活太远，和社会基层间断隔离所造成。如果叫兽真正地转换身份和视角，从探访现场和联系实际来总结经验，再来发言，想必会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

　　“1周休3天”的预言尽管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但可以暂时为我们提供一个努力的方向，就是先从保证“每个人都能休息2天”入手，企业的工作制度要和员工的福利动态连接起来，而不是时下的“临时工”遍地开花。劳动法保障的不只是机关工作者，它的普及意义更加重要。另外，住房、上学、看病这些关乎百姓生活的老大难问题都没解决，国富民不强，又要拿什么去休闲呢？因此，先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更为紧要，毕竟基本生活状况都无暇顾及，哪有闲工夫去休闲？

　　文/魏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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