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27日报道 外国媒体称，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约为10%，GDP总量从3410亿美元增至8.3万亿美元，5亿多中国人在这一过程中摆脱了贫困。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8月25日发表文章称，这主要得益于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在迅速扩张的各个城市中创造了新的机遇。在那里，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基础设施等共同形成了针对全球市场的供给能力。

　　文章称，这一以城市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同样带来了更多它如今难以应对的挑战——房地产泡沫、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不可持续的地方政府债务、与土地有关的贪污腐败问题等。

　　文章认为，向以消费为基础的新型增长模式转变如今成为中国的首要任务。这一模式更强调稳定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中国正为其不断发展的城市寻找一种新的“增长秩序”。

　　文章称，当前经济增长模式考虑的是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关键生产要素的组合。但如此目光短浅地关注产出却忽视了经济发展中人的因素，也就是说，增长会如何影响普通中国民众的生活。

　　文章指出，新的增长秩序的重点则是规范、程序、法律和执行机制等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有机组合。制定这些制度旨在实现提高生活水平、创造更加良好的自然环境以及建设和谐的创新型社会等社会目标。

　　文章表示，增长秩序的稳定性将取决于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有效的、制度化的协调。但考虑到上述各方内部和彼此之间存在利益分歧，这构成了一个重大挑战。

　　但更重要的是，增长秩序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时的关系。

　　文章称，相比私有部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往往能够以低得多的成本获得资金。官方利率和影子银行借款成本之间的差距高达10%。

　　文章指出，轻易获得的资金和土地收入导致在没有受到市场适度约束的情况下出现了基础设施建设过度和工业产能过剩的现象。从2008年到2012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共计达人民币136万亿元，相当于该国2012年GDP的2.6倍以上。

　　文章称，通过鼓励国内消费和避免过度投资进行经济调整将需要开展重大的财政和货币改革，也需要开展结构改革以更加清晰地划定土地使用权。

　　文章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框架也需要做出修改，地方政府也应提高财政透明度。

　　文章指出，这些改革成为有关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讨论的中心问题。这是因为身处中央和地方权力共享的复杂相互作用之中的私营部门会很容易遭到排挤。如此看来，打造新的增长秩序需要中央政府协调体制结构和激励机制，从而使地方政府和市场都能够发挥各自的长处。

(责编：吴杨、牛宁)